第二章 义田契约中的教育规矩（4 / 7）

米三斗，一斗充塾费”，而王某的伪契无此教育条款。为进一步查明真相，胡颖派人实地勘察，调取义庄历年账册，并传讯佃户作证。佃户们纷纷指证：“王某强占田亩后，不仅不缴租米，还殴打前来收租的义庄管事”，且“义塾因无塾费，已停发学子米粮补贴”。

胡颖在判决中援引《宋刑统·户婚律》与义田契约条款，明确指出：“义田者，宗族公产也，以佃租养学，乃文正公初心。王某伪造田契，侵占义田，致义塾停办，学子失学，其罪有三：一为伪造文书，二为侵占公产，三为妨害教育。”最终判决：“王某立即返还侵占田亩，补缴拖欠租米五十石，其中十六石六斗充作义塾经费，另罚钱百贯，用于修缮义塾学舍；涉案小吏，革职查办。”胡颖还特意在判词末尾强调：“义田之设，非为宗族私利，乃为教育苍生。今后凡侵占义田、挪用塾费者，官府必严惩不贷。”这一判决，不仅维护了范氏义庄的权益，更向社会传递了“教育契约神圣不可侵犯”的司法信号。判决后，胡颖将判词刻于石碑，立于范氏义塾门前，以警示后人。此后数十年，平江府再无豪强侵占义田的事件发生。

案例二：岳麓书院学田契约纠纷案——“佃户拖欠租米，不得剥夺子弟入学权”

南宋淳佑年间，潭州（今长沙）岳麓书院因学田佃户拖欠租米，与佃户发生纠纷。岳麓书院的学田制度，本质上是义田制度的延伸，其学田契约明确规定：“佃户纳租米，充书院膏火费；佃户子弟可入书院就读，免缴束修。”当年，潭州遭遇旱灾，佃户李某等十户因颗粒无收，拖欠租米三个月，书院山长（校长）欧阳守道依据契约，取消了李某等佃户子弟的入学资格。李某等人不服，诉至潭州府。

时任潭州知府的吴潜审理此案时，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契约之设，为保障教育，还是为追缴租米？”欧阳守道辩称：“契约规定‘租米拖欠，入学资格取消’，此乃刚性条款。”吴潜查阅契约后发现，条款后还有一句补充说明：“遇灾年，租米可缓缴，入学资格不变。”原来，欧阳守道因急于筹措经费，忽略了这一“例外条款”。吴潜又派人核查灾情，确认“潭州旱灾属实，佃户颗粒无收”。

最终，吴潜判决：“岳麓书院学田契约的核心宗旨，是‘以田养学，普惠子弟’。灾年缓缴租米，乃契约应有之义。书院需立即恢复李某等佃户子弟的入学资格，并从书院储备粮中拨付米粮，救济受灾佃户；李某等佃户需于次年秋收后补缴欠租，且无需支付利息。”吴潜还在判决中强调：“学田契约，首重教育公平。书院当以‘育人为本’，不可因一时经费短缺，剥夺寒门子弟的求学机会。”这一判决，既维护了契约的完整性，又体现了“教育优先”的司法理念。此后，岳麓书院修订学田契约，新增“灾年塾费保障条款”：“书院需储备三年租米，以备灾年使用，确保学子不因灾情失学。”

这两起判例的共性在于，法官均将“维护教育秩序”作为裁判的首要原则，而非单纯纠结于土地权属或租米缴纳。胡颖严惩豪强，是为了保障义塾经费；吴潜纠正书院错误，是为了保障佃户子弟的入学权。这些判例的积累，推动宋代义田契约制度不断完善——南宋末年，官方出台《义田契约标准化范本》，明确要求所有义田契约必须包含“塾费占比、佃户子弟入学、灾年缓缴”三大核心条款，这标志着义田契约的教育规矩，正式从民间约定上升为国家认可的标准制度。

从案例的延伸影响来看，宋代司法对义田契约教育条款的维护，极大推动了民间义田的普及。据《宋史·孝义传》记载，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义田数量较北宋增长了三倍，其中80%的义田契约采用了“佃租充塾费”的标准化条款。这些义田所设的义塾，不仅招收宗族子弟与佃户子弟，还接纳周边乡里的贫寒子弟，形成了“村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