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义田契约中的教育规矩（3 / 7）

记录了每名佃户子弟的“佃亩数、租米缴纳情况、学业成绩”，如“佃户李三之子李狗儿，佃田五亩，租米无拖欠，学业位列中上”。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契约还规定“佃户子弟若学业优异，可与族中子弟同等参加科举资助申请”，《学籍簿》中就记载了佃户子弟王生“因乡试中举，获义庄资助赴省试路费十贯文”的案例，这充分证明，义田契约打破了“士庶之别”的阶层壁垒，为底层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

乡约组织的监督制衡，是义田契约教育条款得以长效执行的关键保障。宋代乡约并非松散的民间组织，而是拥有“监督契约履行、调解纠纷、教化乡民”职能的基层治理机构。以《吕氏乡约》为例，其“纠过”条款明确规定：“若义庄掌管人挪用塾费，或佃户拖欠租米，乡约评议会需及时纠举，情节严重者报请官府处置”。现存的一块南宋“义田契约监督碑”，刻有“乡约评议会每月朔日核查塾费仓，每岁冬至日评议佃户子弟入学资格”的字样，碑阴还刻有历任评议会成员的姓名与任期，这一实物证据，印证了乡约监督的制度化。在具体实践中，乡约评议会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常巡查，每月派人检查义塾的教学情况，查看佃户子弟是否“平等享受米粮补贴”，是否存在“族中子弟欺压佃户子弟”的现象；二是纠纷调解，若佃户与义庄因入学资格发生争执，评议会需依据契约条款进行调解，避免矛盾升级。南宋绍定年间，佃户陈某因“拖欠租米一月”，其子被取消入学资格，陈某不服，乡约评议会调解后达成协议：“陈某补缴欠租，其子延后一季入学，以儆效尤”，这一调解结果，既维护了契约的严肃性，又兼顾了佃户的实际困难，体现了“契约刚性”与“伦理柔性”的平衡。

契约执行的细节保障，还体现在对佃户与学子的人文关怀上。义田契约并非一味强调“义务”，也包含“权利保障”条款，如“遇大灾之年，佃租可酌情减免，但塾费部分需以义庄储备粮补足”“佃户子弟入学期间，若家中遭遇变故，可申请义庄临时救济”。现存《义庄救济账册》记载，南宋嘉熙二年，佃户张某家遭火灾，义庄依据契约“拨付米五斗、钱三贯”，并允许其子“暂缓缴纳纸笔费，以抄录经书抵偿”。这种“刚柔并济”的执行方式，使义田契约超越了单纯的法律文书，成为凝聚宗族与佃户的纽带。从徽州文书的记载来看，宋代义田契约的执行周期普遍长达数十年，甚至跨越朝代更迭——南宋灭亡后，元代徽州的义田契约仍延续了“佃租充塾费”的条款，足见其强大的制度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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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维度：司法判例中的契约效力与教育规矩维护

宋代义田契约中教育条款的法律刚性，在司法判例中得到了充分彰显。《名公书判清明集》《宋史·刑法志》等文献记载的多起义田纠纷案例，清晰呈现了法官“以契约为据、以教育为先”的裁判原则，这些判例不仅维护了义塾的正常运营，更推动了义田契约制度的规范化与普及化。其中，胡颖判义田争讼案与岳麓书院学田契约纠纷案，堪称宋代司法维护教育契约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胡颖判义田争讼案——“豪强侵占义田，需返还塾费租米”

南宋理宗年间，平江府（今苏州）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义田纠纷：豪强王某看中范氏义庄的一块膏腴之地，勾结当地小吏，伪造田契将其侵占，并拒绝缴纳租米，导致义塾因经费短缺被迫缩减招生规模。范氏义庄掌管人诉至平江府，时任知府胡颖受理此案。

庭审中，王某辩称“所侵占田亩为祖传私产，与义庄无关”，并呈上伪造的田契。胡颖阅卷后发现两处破绽：一是王某的田契无官府印押，而范氏义田契约有“平江府印”的朱红印记；二是范氏契约明确记载“每亩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