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章 中唐诗人（3 / 6）

节点在元和三年（808）。《册府元龟》卷六百五十三载：“元和三年，以左拾遗张仲素为翰林学士。”然此记载与《唐会要》《旧唐书·宪宗纪》皆不合。查《唐会要》卷五十七，元和三年翰林学士名录中并无张仲素，反见于元和五年十月：“以右补阙张仲素为翰林学士。”此处又生一疑：张仲素何时任“右补阙”？检《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一所收张仲素《贺赦表》，落款为“元和四年十二月”，官衔为“朝议郎、守尚书司勋员外郎”，而非“右补阙”。再考《唐六典》及《通典》，员外郎为从六品上，补阙为从七品上，按唐制，由员外郎转补阙属降阶，殊不合理。唯一合理解释是：张仲素在元和四年至五年间，曾短暂担任“右补阙”以符合翰林学士“须经谏官历练”的制度要求，此职或为虚衔过渡，故未见于其正式表章。

更深层的谜团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网络。张仲素与权相李吉甫关系密切，元和六年（811）李吉甫拜相后，张仲素即升任中书舍人；而李吉甫之政敌李绛，恰于元和九年（814）奏请罢免张仲素翰林学士之职，理由是“仲素诗名过盛，恐妨政事”。此事《旧唐书·李绛传》有载，然未言罢免是否执行。查《唐会要》卷五十七，元和九年翰林学士名录中仍有张仲素之名，直至元和十一年（816）始见“以中书舍人张仲素为礼部侍郎”。此一升迁，表面是擢拔，实为明升暗降——礼部侍郎虽为正三品，但远离中枢决策，且需主持繁琐的贡举事务。而就在同一年，张仲素奉命撰《平淮西碑》，此碑后因韩愈重撰而湮没，原碑文字亦无存。张仲素版《平淮西碑》究竟持何种立场？是否因过度颂扬李吉甫主导的平叛战略而触怒宪宗？抑或因其文风“过于清丽，失之庄重”遭贬抑？这些都已成千古悬案。其仕途轨迹，宛如一条被政治暗流反复改道的河流：每一次升迁，都伴随着一次无声的妥协；每一次靠近权力中心，都意味着一次对诗性本真的更深掩埋。他的官职变迁史，实为一部中唐士人在文学声望与政治生存之间永恒角力的微观缩影。

四、婚姻之谜：那位“未署名的夫人”与闺怨诗的作者身份争议

张仲素存世诗作中，以《春闺思》《秋夜曲》《玉绳低建章》为代表的闺怨题材，向来被视为中唐闺怨诗典范，清人沈德潜评曰：“不言怨而怨自深，不着色而色自浓。”然细究其诗，一个尖锐问题浮现：这些以女性第一人称口吻写就的幽微心绪，究竟是男性诗人的拟代书写，还是确有其生活基础？尤其《春闺思》中“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之句，其心理细节之真切，远超一般模拟之作。

近年学者在《永乐大典》残卷中发现一条关键线索：卷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二引《吴郡志·人物传》佚文：“张仲素，字绘之，配王氏，琅琊人，工诗，尝与夫唱和，有《闺中吟》一卷，今佚。”此条虽为南宋方志，然《吴郡志》编纂严谨，引文多有出处。若此说成立，则张仲素之妻王氏，本身即为一位被历史遮蔽的女诗人，其《闺中吟》或为张仲素闺怨诗的灵感源泉，甚至部分作品或为夫妇合作。此说可解一疑：为何张仲素笔下的女性心理如此精准？盖因身边即有一位活生生的“闺中知己”。

然而，另一重矛盾随之而来。张仲素《秋夜曲》中有“征衣未寄莫飞霜”之句，而《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八收有张仲素《谢赐冬衣表》，其中“伏惟陛下念臣久戍，特赐征衣”云云，明言自己曾有“久戍”经历。若其本人即为“征人”，则《春闺思》中“梦渔阳”的思妇，岂非其妻？然考张仲素仕履，其从未长期驻守渔阳（幽州），所谓“久戍”，当指其在幽州幕府期间的短期军务。更值得玩味的是，《玉绳低建章》中“空庭月色寒”与《秋夜曲》中“丁丁漏水夜何长”，两诗所营造的孤寂时空高度重合，而“建章”为汉代宫苑名，唐代常借指皇宫，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