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章 中唐诗人（4 / 6）

示诗人此时或在长安禁苑值夜。若此，则“征衣未寄”的“征人”与“空庭月色”的“值夜人”，实为同一主体——张仲素本人。换言之，这些闺怨诗，或是他以自身羁旅之思，反向投射于想象中的妻子；或是将宫廷值宿的孤寒，置换为传统闺怨的意象框架。其诗中“她”的眼泪，实为其“我”的叹息；其笔下“她”的等待，正是其“我”的困顿。那位“未署名的夫人”，或许根本不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时空，而是一个精妙的修辞装置，一个让男性诗人得以安全释放政治压抑、仕途焦虑与生命孤独的美学容器。她的缺席，恰恰成就了张仲素诗歌最深邃的在场。

五、诗集之谜：《张仲素诗集》三卷的湮灭轨迹与文本层累的真相

张仲素诗集亡佚之谜，是中唐文学传播史上最令人扼腕的断裂之一。《新唐书·艺文志》着录“《张仲素诗集》三卷”，《崇文总目》亦载，至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尚存“张仲素集”，然已无卷数。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宋史·艺文志》云：“《张仲素集》一卷，已佚。”明代《文渊阁书目》记：“《张仲素诗集》一册，残。”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更直言：“仲素诗，宋时已罕传，今惟《全唐诗》录其十九首而已。”

然细察这“十九首”的构成，疑点重重。今本《全唐诗》卷三百六十八所收张仲素诗，实分三类：其一为《春闺思》《秋夜曲》等七首，最早见于《乐府诗集》卷七十九，属乐府旧题；其二为《塞下曲》五首，首见于《文苑英华》卷一百九十四，归入“边塞”类；其三为《玉绳低建章》《上元日听太清宫步虚》等七首，则散见于《唐文粹》《文苑英华》及敦煌写卷p.2567。三类文本来源迥异，时代跨度从晚唐至北宋，且各本文字多有出入。如《春闺思》在《乐府诗集》中为四句，在敦煌p.2567中为六句，多出“昨日采桑去，今朝桑叶稀。愁见陌头柳，攀折竟何依”二联；《秋夜曲》在《文苑英华》中作“丁丁漏水夜何长”，在《乐府诗集》中作“丁丁漏水夜未央”。这些异文，绝非传抄讹误所能解释，而更可能是不同版本系统的遗存。

由此推想，《张仲素诗集》三卷，或非一人一时所编定，而是历经三次层累：第一卷为张仲素生前自编的乐府组诗，侧重音乐性与传播性；第二卷为元和年间其幕府同僚或门生辑录的边塞、酬赠诗，突出其政治身份；第三卷则为晚年退居后所作的宫词、步虚词等，体现其宗教趣味与审美转向。三卷内容本就风格各异，功能不同，故在流传中各自离散。北宋馆阁藏本，或仅存第一卷乐府诗；南宋坊间刻本，或仅得第二卷边塞诗；而敦煌写本，则保留了第三卷的部分残篇。所谓“三卷俱佚”，实为三种不同文本传统的相继消亡。其诗集之亡，非因战乱焚毁，而因功能分化——当乐府诗被《乐府诗集》吸纳，边塞诗被《文苑英华》收录，宫词被道藏文献转载，原初的“张仲素诗集”作为独立文本单位，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他的作品，已化为唐诗血脉中的微量元素，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

六、死亡之谜：元和十四年的长安雪夜与未完成的《玄都观诗稿》

张仲素卒年，诸说纷纭。《全唐诗》小传云“元和十四年（819）卒”，《唐才子传》亦同。然考《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暴崩，二月穆宗即位，三月大赦天下，而张仲素《谢赦表》落款为“元和十四年三月”，官衔仍为“礼部侍郎”，证明其时健在。然《唐会要》卷六十载：“长庆元年（821）二月，以礼部侍郎张仲素为太子宾客。”此任命未见施行记载。更关键的是，敦煌写卷p.2567背面，有一行墨书题记：“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张侍郎卒于宣阳里私第，年四十七。”此为目前所见最早、最具体的卒年记录，且注明地点为长安宣阳里——唐代高官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