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章 中唐诗人（2 / 6）

张仲素为翰林学士”。此处“二十六岁”之说显系后世误植。由此观之，“建中末年说”与“大历末年说”并非简单的时间误差，而折射出两种不同的历史记忆机制：前者依托于敦煌民间抄本所承载的当时士林口传，强调其作为新兴文士的青春锐气；后者则源于宋人基于白居易交游圈的逆向推演，侧重其与元和诗坛主流的代际同步性。二者并存，恰说明张仲素的“时间身份”本身即是一种被不同话语不断重构的历史建构——他的出生年份，早已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成为中唐文人代际意识、仕进节奏与文学史叙事权力博弈的投影面。

二、籍贯之谜：吴郡张氏的谱牒断链与地域文化归属的漂移

张仲素的籍贯，历来标注为“吴郡”，见于《全唐诗》小传及《直斋书录解题》。然“吴郡”在唐代已非正式行政区划，仅为郡望雅称，实际对应苏州。问题在于：苏州张氏在中唐是否真有显赫门第？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吴郡张氏主干为“范阳张氏南迁支”，盛于南朝，至唐初已渐式微；贞观以来，苏州本地并无张姓名臣载入正史。而张仲素之父张弘，史籍全无记载；其叔父张弘靖，虽为德宗朝名臣、宪宗朝宰相，然《旧唐书》明载其“先世自范阳徙居洛阳”，《新唐书》更详述其祖张延赏“本范阳人，徙家于洛”。张弘靖既为洛阳张氏，何以张仲素独标“吴郡”？此中疑窦，近年因洛阳出土《唐故朝议郎守尚书司勋员外郎赐绯鱼袋张府君（弘）墓志》而愈显扑朔。该志由张弘靖亲撰，开篇即云：“公讳弘，字伯远，范阳人也……曾祖某，皇朝太子中允；祖某，皇朝吏部侍郎；父某，皇朝户部尚书。”通篇未提“吴郡”一字，且明确将家族源流锚定于范阳—洛阳一线。

更具颠覆性的是，张仲素本人诗作中屡现江南意象，却绝无半句涉及洛阳风物。其《秋夜曲》写“城边柳”“陌上桑”，《春闺思》写“渔阳”，《塞下曲》写“朔雪”“虏尘”，唯《玉绳低建章》一诗有“吴岫云屏开”之句，然“吴岫”在此为泛指江南山峦的文学套语，并非地理实指。反观其友王涯《秋思二首》中“吴苑”“姑苏台”等词，皆具明确地域坐标。更耐人寻味的是，元和十年（815）张仲素任中书舍人时，曾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中称淮西叛将吴少诚“本吴郡孤孽”，刻意将吴氏与吴郡挂钩，此举是否暗含对其自身郡望的策略性强化？抑或仅为修辞需要？此一疑问，因《张仲素文集》散佚而永难确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吴郡张氏”这一籍贯标签，在张仲素身上已非血缘事实的陈述，而成为一种文化资本的主动认领——在中唐门第观念尚未全然消退、而科举新贵亟需构建文化合法性的时代，标举一个优美而古老、却无现实政治牵连的郡望，恰是一种精妙的身份策略。他的“吴郡”，是纸上的故乡，是诗中的故园，是仕途上的通行证，唯独不是族谱里的出生地。这种籍贯的虚构性与功能性，恰恰映照出中唐士人自我塑造中理性计算与诗意想象的共生状态。

三、仕途之谜：从幽州幕僚到翰林学士的隐秘升迁路径

张仲素的仕宦经历，史载极为简略：《全唐诗》小传仅谓“宪宗时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唐才子传》更只八字：“官至中书舍人”。然细绎其诗作与同时代文献，一条远比官方记录更为曲折、更具张力的仕途轨迹隐约浮现。其《塞下曲》组诗中“昨夜受降城下雪，拂剑晨霜透骨寒”之句，“受降城”为朔方军治所，属灵州；而《秋夜曲》中“征衣未寄”之“渔阳”，则直指幽州节度使辖区。考贞元九年（793）至十四年（798）间，幽州节度使刘济、朔方节度使杜希全均曾辟召文士入幕，张仲素极可能于此期先后效力于幽、朔二镇。此一经历，与其诗中强烈的边塞体验及军事细节描写完全契合。

然其如何由藩镇幕僚跃入帝国中枢？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