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章 最佳剧本，不，金棕榈（1 / 4）



闭幕式前一天的下午，时间像卡了帧一样，明明几秒钟，却感觉过了几个世纪。

马秉寓在酒店房间里，已经抽完了半盒“凤凰”。

烟灰缸堆成了小山，屋里烟雾缭绕，能呛死蚊子。

他坐不住，站起来走...

爱荷华城的秋意在第十天忽然转了性子。

风不再温柔，裹着霜气刮过常春藤斑驳的砖墙，卷起一地红枫残叶，簌簌撞在老楼橡木窗框上，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叩门。写作计划的工作坊里，咖啡机低沉的嗡鸣声比往常更响，蒸汽喷口嘶嘶吐着白雾，仿佛连机器也因骤降的气温而紧张起来。

司齐坐在靠窗的位置，指尖无意识摩挲着马克杯边缘——杯壁已凉透，可里面那半杯早已冷掉的黑咖啡，他一口未动。

桌上摊着一页稿纸，是昨夜写到一半的《轮回》新章节。字迹起初工整，越往后越潦草，最后一行停在“他看见自己跪在雪地里，掌心托着一盏将熄的灯”，墨迹洇开一小片，像凝固的暗血。

他没再写下去。

不是没有灵感，而是昨夜临睡前，一封来自燕京的电报被前台递进他房间时，纸张还带着机场海关盖章的油墨余温。电报只有两行字，却是廖玉梅亲笔：

【爸病重，已住院。医生说要静养。妈削梨给你留着，你回来一趟吧。】

没有落款，没有时间，甚至连个句号都省了。可那横竖撇捺间压着的力道，他认得——那是她攥着铅笔、手腕悬空、在医院走廊尽头借着应急灯写下的。她怕写长了，电报费贵；更怕写软了，让他不敢回。

窗外，一片枫叶斜斜飘过玻璃，叶脉清晰如掌纹。

他忽然想起三个月前在北影厂林荫道上，陶惠敏踢开小石子时微微扬起的下颌线，和她说“就像在做一场特别真实，又特别美的梦”时，睫毛在夕阳里颤动的频率。那时他吻她脸颊，她逃得像只受惊的蝶；如今他坐在八千公里外的异国老楼里，竟第一次尝到一种近乎钝痛的思念——不是甜的，不是烫的，是沉的，压在肺叶底端，每一次呼吸都带点滞涩。

下午的工作坊照常进行。

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诗人朗读了她关于殖民记忆与母语消亡的组诗，声音低沉如鼓点，节奏缓慢却极具压迫感。结束后，有人哽咽，有人沉默，保罗·恩格尔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再戴上时眼眶微红。

轮到司齐发言时，他没谈自己的稿子，也没接讨论。

他只是把电报从贴身口袋里取出来，展开，平铺在橡木长桌上。纸面略皱，边角微卷，铅笔字迹被灯光照得发灰。

“各位，”他声音很轻，却让满室低语瞬间止息，“这是我今天早上收到的家信。它没用任何修辞，没有比喻，甚至没有一个感叹号。可当我读完，我忽然意识到——我所有关于‘轮回’的哲学推演，所有对因果、宿命、联结的精密编织，在真正的生活面前，都像一幅画在薄纱上的地图：精致，但一碰就破。”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罗伯特，你说你的主人公必须反抗，因为不反抗就等于承认失败。可如果他的父亲正躺在病床上，连削一只梨的力气都没有呢？如果他的‘成功’意味着必须坐上飞越太平洋的飞机，而那架飞机起飞的轰鸣，会震落病房窗台上他母亲刚摆好的药瓶呢？”

罗伯特张了张嘴，没出声。

“东欧的安娜女士，你问我的叙事里有没有绝对的反派。我想说，此刻在我心里，最大的反派不是命运，不是体制，甚至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距离。物理的距离，语言的距离，时差的距离，还有……我们各自文化里，对‘孝’、对‘责任’、对‘归途’那截然不同的语法结构。”

他手指轻轻点了点电报上“爸病重”三个字。

“在中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