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I 乌托邦与逃托邦：两种乐园（2 / 2）

行者不同，西方世界来到19世纪上半叶，以法国圣西门、傅里叶和英国欧文为代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则是真刀真枪地提出改造社会的政治纲领。

无独有偶，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方案基于对人性的科学理解。比如，圣西门的理想社会由三个阶级组成，对应于人类的三种天赋：科学家、艺术家和生产者。而傅里叶则认为人性由12种**组成，进而推演出810种不同气质，因此一个和谐社群的人口理想值在1700～1800之间。

无论鼓吹爱的教义、提倡小型社区或是建立全能工会的尝试都最终宣告失败，有趣的是，他们都拒绝被冠以“乌托邦”称号，因为其含义为不可实现。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乌托邦社会主义都受到来自“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猛烈批判，分歧的根本并不在于目标或未来景象的价值，而在于转变的过程。

相比“经典乌托邦”的正襟危坐心怀天下，“世俗乌托邦”的发展脉络则要欢快精彩得多。

如欧洲中世纪民间诗歌《乐土》，集结了世界各地世俗天堂神话中常见的主题，如永不竭尽的食物与水、宁静无争的社会、完美气候与青春之泉，也包括了伊甸园与西方乐园元素，但结果却是塑造了一个女性随时乐意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乌托邦。

正如博斯在经典的三联画《人间乐园》所描绘的超现实场景，奇幻作家Peter S.Beagle评价道：“色情紊乱，将我们全部变成了窥**癖者，充满了令人陶醉的完美自由的空气。”无疑是这种纵欲主义乐园主题的光大。

到了神秘主义者爱伦坡的笔下，《阿恩海姆乐园》位于一圆形盆地，要抵达这神秘的所在不明的封闭空间，须逆流而上，穿越迷宫般的峡谷。这固然可以追溯到乌托邦与牧歌传统，但倘若与以桃花源为代表的中国乐园模型等齐观之，则不难看出两者跨越时空的相似性。

无论东西，进入20世纪后，人类的乌托邦幻象被战争机器一路碾压得粉碎，直到苏联解体、铁幕落下，宣告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乌托邦实验失败。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的浪潮不可阻挡，人类对于乐园的欲望与想象需要寻找新的出口，于是我们有了凝固童年与将一切现实冲突简单化娱乐化的迪士尼乐园，于是我们有了延续反文化运动和嬉皮精神，每年只在内华达沙漠里存在八天的“火人节”。

中国“逃托邦”式乐园想象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被冲刷得更加狼藉不堪，只剩下终南山上自力更生搭建民宿的隐居者，勉强延续着老子在数千年前的避世寓言，并接受媒体与外界猎奇式的检阅，而国学“大师”则号召民众追寻内心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