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I 乌托邦与逃托邦：两种乐园（1 / 2）

公元前500年，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乐园模型，在其中人民可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或许是有史书记载以来人类所提出的第一个乌托邦草图。

一百多年后的古希腊，柏拉图将诗人赶出了他的理想国，并将王冠和权杖授予哲学家，政府可以为公众利益而撒谎，而每一个人都行其分内之事，满足社会的需求。放到如今，我们可能会称之为极权国家，但柏拉图的思想却滋养了西方文明关于乌托邦的所有想象。

究竟是“美好之地”（Euia），还是“乌有之乡”（Ouia）？西方语境中的“乌托邦”（Uia）一词从一开始便带有模棱两可的双关色彩，它是个玩笑，美好愿望，还是恶毒讽刺？也许兼而有之。

相比柏拉图语录式的《理想国》，出版于16世纪大航海与宗教改革背景下的《乌托邦》尽管尚跳脱不出时代局限性，但已经设想出一个建制完整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托马斯?莫尔笔下的小岛“乌托邦”原是住着化外之民，名叫“乌托邦”的文明人来到岛上后，逐渐将他们改造成文化与仁爱的民族，建立起富足强大的国度，追求符合自然的至善生活，信仰自由，财产公有，全民劳动，按需分配，除奴隶外人人享有民主。

类似风格的作品还包括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弗朗西斯?培根未完成的《新大西岛》（1627）以及塞巴斯蒂恩?默西埃匿名出版的《2440》（1770）等。尽管后人在形式、内容与功能上对《乌托邦》有着不同的延展与变形，但精神气质却是一脉相承。

这类被统称为“经典乌托邦”的作品往往有一种禁欲系乐园的气质，强调有节制、平衡的理**，而过分贬低了物质追求与肉欲享受。同时，作者有一种为全人类代言的整体主义情节，着力展望一种全景式的社会改造与制度变革，试图构建一种终极的人类价值观与精神归宿。聚焦于抽象理念与规则建立，却往往忽略专业上的实操性与细节，呈现出一种“亦庄亦谐”的风格。这与世界另一端，来自东方的乐园想象截然不同。

在东方，无论是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封闭空间乐园；抑或是唐代浦岛故事中，某人误入山中洞穴，受到仙人招待，洞中数日，人间已过百年的封闭时间乐园，都毫无疑问地与老子思想一脉相承，描绘了一种逃避主义的“逃托邦”景象。

唐传奇小说《南柯一梦》或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记》都可以视为“逃托邦”精神的延续，主人公或做梦或乘船游历，进入一个隔绝于现实的封闭时空，见证奇人异事、风土文物，但最终都选择了归隐道门或出世离尘。可见乐园在这一脉传统中并不是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理想存在，更多是为了与主人公的世俗遭遇两相对比，印证“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的虚无主义落笔。

也难怪在“逃托邦”的文化脉络中，我们看不到对于现存制度的打破与重构，毕竟在循环史观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王朝兴衰更替都是天道的一部分，再怎么变，最终都会回到原点。倒不如带领读者去看遍花花世界之后，告诉你一切尽是镜中花，梁上梦，让人更加安于现状，更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等级观念与统治艺术。

在乌托邦这件事上，儒释道的文化谜米发挥了高度一致的作用，它们将追寻者引向自我内心与身体。

东方人转向“内观”“丹术”“大小周天”，信奉通过冥想、坐禅、念诵、修真等带有神秘主义的方式，试图在身体与精神的宫殿中建立起一套不易受外界干扰的平衡系统，来实现终极意义上的平静喜乐，找到身体里的乐园。

与这些追求“无我”“止观”的东方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