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仄之城（2 / 12）

来喝一杯咖啡的时间。

现在，这座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顶峰。我听说，为了缓解压力，城里又推出了新的廉租房，名叫“蜂巢公寓”——长1.8米，宽0.5米，高0.38米，恰好能容一个人躺进去，夜里翻身都难。战争之前，那些户型只有一百平方米的小房子，原本只够一户三口之家使用，但现在，里面全被切割成了这样的小空间，满满当当可塞三百人。我们私底下，都不称它为“蜂巢公寓”，而叫“棺材公寓”。

而这样的公寓，居然还供不应求。

人实在太多了，多得都没地方下脚了——不是比喻，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没地方下脚。

所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税收在不断增加，物价几乎每天都在涨，居住证的签发越来越严格——唯一不变的，只有工资。所以人们不得不拼了命干活，把每一秒钟都用在挣钱上。因为一旦他们的社会价值和薪水低于最低标准，通不过定期审核，政府就会收回他们的居住证。

然后，他们就会落在我手里。

“先生，”有时候，杨蒙蒙会坐下来，跟我聊天，“你是做什么的？感觉你好像特别清闲。”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她实情——我的工作并不为人们所喜欢。记得不久前，有一个同事去超市，边排队边打电话，不小心在电话里提到了自己的身份，立马就被一个后脖子上有十几道条形码的男人给活生生勒死了。结果是，那位同事进了太平间，而凶手只是在脖子上抹去了一道条形码而已。

“我是个……”我犹豫了一下，“老师。”

“哦，”她又歪了下脑袋——真要命，这个动作每次都令我一阵恍惚，“好厉害啊，那你是教什么的？”

“历史。”

果然，一个谎是要用无数个谎来圆的。她坐下来，跟我聊了很多有关历史方面的事情，有些我根本不知道，只得硬着头皮瞎编。好在她似乎也所知不多，每次都歪着头，认真听我把话说完，还总是装出一副受益颇多的样子。

咖啡馆一直没什么人，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一直待到关门，然后走过漫长的路，送她回家。夜深时分，街上的人终于不再拥挤，夜风也把沉积了一天的喧嚣都吹散了，四周只有我们的脚步声。现在想来，那些日子真美好，大概是我出生以来享受的最安静的时光了，尤其是走路的时候，我们的手背偶尔轻轻相碰。她并不躲闪，只是抿着唇。那时，我耳边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只觉得手心微微有些潮湿，手背轻轻地颤抖。

我们每次回去，都快到午夜了。她是异人格接纳者，按规定，必须在晚上12点到早上6点强制睡眠。

所以我没有送她上楼，每次看到的都是她的背影。她走进小区大门，橙黄灯光照下来，将她的影子拽到地上。在灯光里，她只是一个剪影，但格外朦胧。

后来，我在单位的电脑上整理资料，想起她脖子上的条形码，就输入了她的名字和证件号。全息屏幕上立刻流水般显示出她的信息。我有些紧张，看同事们都在低头干活，才把窗口缩小，认真地看了起来。

于是，我知道了她是战后出生的，现在二十六岁，血型、身高和三围数据也显示得很详细——身为接纳者，她的一切信息都必须如实填写，以便系统对没有居住证的人进行分配时，可以有数据作参考。我还查到了她后脖子上另外一道条形码所代表的人，资料显示，是个男人，名叫张元龙。

我对他没有兴趣，所以又继续往下看。于是，我看到了杨蒙蒙的教育经历——历史系研究生。

电脑前，我的脸红得跟遇见她那天时看到的晚霞一样。

五月底，政府进行了一次居住证资格审核。这一次，又有几十万人没有通过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