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阶层割裂（2 / 3）

5年的南京就像这秦淮河，一边是画舫上的丝竹声，一边是渔船上的苦水声，偶尔有目光交汇，却终究隔着一层水，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而那些微小的瞬间，就像水面上的涟漪，短暂地打破了阶层的壁垒，却又很快被现实的浪潮抚平，只在亲历者的心里，留下一点微弱的温度，或是一声无声的叹息。

1935年的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政治心脏。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正试图构建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国家。

一方面，国民政府利用与日本签署的《塘沽协定》所换来的暂时“和平”，将主要精力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进入了关键阶段。这一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开始长征，并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 。这一宏大的军事政治背景，虽然主要发生在西南腹地，但其紧张的脉搏无疑在首都南京可以被清晰地感受到。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剿匪”捷报，政府官员会议上的激昂陈词，以及暗地里对左翼文人和进步学生的监视与镇压，共同构成了南京政治生活的一体两面。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内部亦非铁板一块。派系斗争、中央与地方军阀的博弈从未停歇。1934年底至1935年初，四川军阀刘湘亲赴南京，与蒋介石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谈判，最终实现了四川名义上的行政统一 。这一事件的背后，是中央政府试图削弱地方势力的深层战略。在徐氏实业分部负责人报告的叙事中，这里充斥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宴请、密室中的讨价还价，以及那些身着戎装、心怀鬼胎的地方要员频繁出入于政府大楼和高级饭店的场景。

日本的威胁则如同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尽管全面战争尚未爆发，但日本的侵略步伐从未停止。1935年，日本在华北的活动日益猖獗，制造了一系列事端，企图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南京作为首都，新政府建筑正在北部大规模兴建，而大部分市民则居住在南部旧城，城市的二元结构清晰可见。某种意义上，南京是名义上的首都，但中国的实际权力与经济中心仍在上海 。这种“首都”地位的微妙性，以及来自日本的外部压力，给南京的社会心态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不安。街头巷尾关于日本人的传闻、抵制日货的零星标语、以及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忧心忡忡的社论，都是这种不安情绪的具体体现。

1935年的国内经济形势同样严峻。年初，受美国“白银法案”影响，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金融混乱——银根枯竭，利率飙升，大量工厂、商店倒闭，失业人口激增。这一宏观经济危机具体到南京的市民生活中，就是米价的波动、店铺的关张、以及人力车夫们愈发艰难的生计。政府虽然在讨论推行了“法币改革”，大概就是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废除银本位，试图稳定金融。这一举措在长远看有其积极意义，但在当时，对于习惯了使用银元和铜板的普通百姓而言，却可能带来了巨大的困惑与恐慌。他们攥着一夜之间可能作废的金属货币，内心写满了迷茫与焦虑。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捉襟见肘。虽然很快就颁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试图对中央与地方财政进行划分 ，但税收混乱的问题积重难返。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政府虽有心整顿，但往往收效甚微 。一个开小杂货铺的老板，可能需要应付十几种不同名目的税吏；一个农民进城卖菜，在城门口就要被盘剥掉一部分利润。这种无处不在的经济压力，可见当时普通南京市民生存状态之艰难。

徐渊和妻子陈舒妍的谈话就曾经提起过，这两年左翼文化运动在压制下艰难发展。田汉等左翼剧作家就在南京活动，他们的作品通过隐晦的方式批判社会现实。以冰心为代表的作家则继续着她们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