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1章 七绝圣手（2 / 5）

的困惑：为何两《唐书》要系统性地“改写”其出身？细察唐代政治生态可知，开元中期正值“开元之治”鼎盛期，玄宗大力推行“抑山东士族、重关陇勋贵”政策，《氏族志》重修、《姓氏录》颁行皆为此服务。太原王氏虽为旧族，但属“山东士族”范畴，备受压制；而金陵王氏仅为江南寒素，毫无政治资本。王昌龄若以“金陵人”身份应试，恐难获清要荐举——唐代进士科虽重才学，但门第仍是无形门槛。其登第后迅速授秘书省校书郎（从九品上），旋即迁汜水尉，此等升迁速度远超一般寒门士子。由此推测，“太原说”极可能是其早年通过某种制度性渠道（如“宏词科”荐举、地方长官“宾幕”推荐）获得的身份认证，属于唐代士人常见的“郡望包装”行为。但问题在于：这种包装需有官方文书背书，而现存唐代档案中全无相关记录。更蹊跷的是，与其同时代的高适、岑参均有详尽家状留存，唯王昌龄家世如被刻意抹除。这是否暗示其家族曾卷入某桩不宜公开的政治事件？譬如武周时期对江南士人的清洗，或开元初年针对“酷吏余党”的清算？毕竟，其诗中反复出现的“孤臣”“逐客”“弃置”等意象，远超一般贬谪文人的伤感，而带有某种代际创伤的沉重回响。

三、第二重谜题：登第时间之谜——开元十五年还是开元二十二年？一场被篡改的科举档案

关于王昌龄登第年份，传统观点依据《唐才子传》定为开元十五年（727），理由是其《出塞》其二“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与该年契丹叛乱、唐军征讨的史实相契。但此说存在硬伤：开元十五年进士科主考官为萧昕，其录取名单见于《登科记考》，共二十七人，无王昌龄之名；而《文苑英华》卷一八四收录王昌龄《灞上闲居》诗注云：“开元二十二年冬，予自左迁江宁丞，道出灞上，作此。”若按此说，则其登第应在开元二十二年之前。

矛盾由此激化。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将王昌龄列于开元二十二年榜，但注明“疑为宏词科”。宏词科属制举，由皇帝特诏举行，不入常科序列，录取者多授清要之职。查《册府元龟·贡举部》载，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玄宗确曾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等科”，其中“博通坟典”科即宏词科前身。然该科录取名单仅存三人姓名，无王昌龄。

真正的突破口来自敦煌遗书P.2555号《唐人选唐诗》残卷。此卷抄写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1–848），其中一首题为《从军行》的诗下有小注：“王昌龄，开元廿二年制举及第，授汜水尉。”此注虽为后人所加，但抄写年代距王昌龄去世不足三十年，且敦煌远离政治中心，较少受官方史观影响，可信度极高。更关键的是，开元二十二年恰逢玄宗改革选官制度的关键节点：该年七月，玄宗颁布《禁约铨选敕》，严令“诸色选人，不得托名权贵，妄称荐举”，同时扩大制举规模，尤其重视“洞晓玄经、深达政体”之才。王昌龄《上李侍郎书》中“臣少学纵横，长习刑名，晚窥黄老，粗通天人之际”的自我陈述，正与制举“博通坟典”科的要求严丝合缝。

那么，为何《登科记考》等后世文献要将其强行纳入开元十五年进士科？答案或许藏于权力叙事的逻辑之中。唐代史官修史，常以“进士出身”为士人身份合法性的最高凭证。将王昌龄归入进士科，既可将其纳入“科举精英”主流谱系，又可淡化其制举背景——因制举多由权臣荐举，易被解读为依附政治势力。而开元二十二年，正是李林甫开始独揽朝纲的转折之年。王昌龄若由李林甫系统荐举，其政治污点将难以洗刷。事实上，其晚年被贬龙标，恰在李林甫专权最烈之时（天宝后期）。史家为保全其“清流”形象，遂将其登第时间前移七年，使其脱离李林甫时代，嫁接于姚崇、宋璟主政的“开元盛世”黄金期。这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