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 人屠白起（2 / 5）

功体系的实际运作、贵族与平民的流动机制，以及历史书写中对“英雄诞生”的叙事偏好。或许真相是：白起并非纯粹的草根逆袭，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兼具天赋、机遇与潜在背景的复合型人物。他的突然崛起，既得益于秦国制度的开放性，也可能隐藏着一段被刻意抹去的家族往事。

二、崛起之谜：为何偏偏是他？

白起的军事生涯始于秦昭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以左庶长身份攻韩，拔新城。此后三十余年，他几乎主导了秦国所有重大战役，从伊阙之战大破韩魏联军，到鄢郢之战攻陷楚国都城，再到长平之战歼灭赵国主力，每一次出手皆震动天下。然而，秦国当时名将如云，为何唯有白起能脱颖而出，成为战无不胜的“杀神”？

表面看，答案似乎是他的军事才能超群。但深层分析表明，白起的成功，实为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其中既有个人特质，也有时代机运，更有政治环境的微妙配合。

首先，白起具备一种罕见的战略前瞻性。他不同于一般将领只关注眼前胜负，而是始终将战争置于秦国统一大业的整体框架中思考。例如，在攻楚之前，他力排众议，主张深入腹地，直捣鄢郢，而非仅夺取边境城池。此举虽冒险，却彻底摧毁了楚国的战争潜力与政治中心，使其一蹶不振。这种“断根式”打击，体现了他对“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一战争本质的深刻理解。

其次，白起极擅心理战与威慑战术。他深知恐惧比刀剑更具瓦解力。每破一城，往往施以严厉手段，使敌国民众闻风丧胆。长平之战后坑杀降卒，虽残暴至极，但从战略角度看，确实在短期内极大震慑了六国，使其不敢轻易与秦正面抗衡。这种“以暴止战”的思维，虽遭道德谴责，但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末期，却是一种现实有效的统治工具。

再者，白起与秦昭襄王之间形成了高度默契的君臣关系。昭襄王在位长达五十六年，是秦国历史上最具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一。他善于识人用人，尤其信任白起。两人配合默契，昭襄王赋予白起极大的战场自主权，极少干预其军事部署。这种信任，在专制体制下极为罕见。反观其他将领，如魏冉、范雎等人虽掌权，却多限于政坛，难以染指军权核心。唯有白起，既能独立指挥百万大军，又能获得朝廷持续支持，形成“军政分离、将相各司其职”的理想格局。

然而，这种特殊地位的背后，也暗藏危机。白起的崛起，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宣太后与魏冉集团的庇护。魏冉为昭襄王舅父，长期执掌朝政，白起最初即在其麾下效力。可以说，白起是魏冉一手提拔的军事代理人。随着范雎入秦，提出“远交近攻”策略，并推动罢免魏冉，秦国权力结构发生剧变。此时，白起能否在新政治格局中自保，成为关键问题。

有趣的是，白起并未因魏冉倒台而失势，反而继续受到昭襄王重用。这说明他的价值已超越派系归属，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战略资产。但也正因如此，他逐渐陷入政治夹缝之中——既无法完全依附范雎，又不能脱离皇权独立存在。这种孤立状态，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因此，白起之所以能成为独一无二的战神，不仅因其军事天才，更因他恰好出现在秦国扩张最关键的时期，拥有最合适的君主支持，掌握最先进的战争理念，并在复杂的权力网络中维持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他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制度的杰作，更是某种历史偶然性的集中体现。

三、长平之谜：谁该为四十万降卒之死负责？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结束，赵国四十五万大军覆灭，史载白起“坑赵卒四十余万”。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屠杀之一，也成为白起“人屠”恶名的根源。然而，这场空前惨剧的真正决策者是谁？是否全由白起一人决断？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