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汉武大帝的一生（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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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求仙问道——帝王的执念还是政治表演？

从元鼎年间开始，汉武帝对神仙方术的兴趣日益浓厚。他派遣方士入海寻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耗费巨资建造建章宫、太液池，模仿仙境布局；他亲自祭祀天地、封禅泰山，宣称“获符瑞”“见神人”；他宠信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赐予高官厚禄，甚至将女儿嫁给栾大。

这些行为在后世看来近乎荒诞，但若仅归结为迷信，则未免肤浅。事实上，武帝的求仙活动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与心理动因。

首先，封禅与祭祀是帝王合法性的重要象征。自秦始皇以来，唯有“受命于天”的君主才有资格举行封禅大典。武帝在元封元年（前110年）登泰山封禅，标志着他自视为超越前代的“圣王”。通过与天地沟通，他试图强化“君权神授”的观念，巩固自身权威。

其次，长生不老的追求，可能源于对死亡的深切恐惧。经历巫蛊之祸后，武帝失去了最爱的儿子与妻子，孤独感与生命危机感陡增。他曾对左右感叹：“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然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这句话透露出矛盾心理：明知虚妄，却仍愿一试。因为对他而言，长生不仅是肉体延续，更是权力永恒的象征。

再者，求仙活动也是一种政治动员手段。大规模的祭祀、巡游、工程建设，调动了全国人力物力，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例如，为迎接“神人”降临，各地需修道路、建行宫、献贡品，无形中加强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

此外，方士集团的存在，也为武帝提供了独立于文官体系之外的信息渠道。他们游走四方，收集民间情报，报告祥瑞灾异，成为皇帝的耳目。尽管多数方士最终因骗术败露被杀（如少翁被发觉以帛书染血伪造天书），但他们曾在特定时期发挥过特殊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武帝晚年对方术的态度有所转变。在《轮台诏》中，他明确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不再提神仙之事。这是否意味着他终于醒悟？还是因身体衰弱而不得不放弃幻想？或许两者皆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求仙之旅，既是个人执念的体现，也是帝国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

第五章：西域凿空——张骞出使的真实使命是什么？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标志着汉朝正式开启对中亚的战略经营。然而，关于这次外交行动的原始动机，史书记载模糊，留下诸多疑问。

传统说法认为，张骞首次出使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但大月氏已迁至阿姆河流域，远离匈奴威胁，无意东返复仇。张骞历时十三年归来，带回的并非军事联盟，而是关于西域各国地理、风俗、物产的情报。这些信息虽有价值，但是否值得付出如此巨大代价？

有学者提出新解：张骞的任务或许并非单纯联姻抗匈，而是寻找“天马”与“不死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国产“汗血宝马”，“日行千里”，武帝得之极为欣喜，称其为“天马”。而康居、大夏等地传说有“仙人食玉屑”“饮甘露”而长生。这些信息极可能激发了武帝的兴趣。

更进一步，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中，发现有“遣使迎取西王母”“求玉石于阗”等内容，时间恰在张骞之后。西王母是汉代神话中的长生女神，居昆仑之墟。而于阗（今和田）以产玉着称，古人认为玉能通灵、防腐。这暗示武帝派遣使者西行，可能兼有获取战略资源与探寻长生之道的双重目的。

此外，丝绸之路的开辟，极大促进了东西方交流。中国的丝绸、铁器传入西方，而葡萄、苜蓿、胡麻、石榴等作物引入中原，丰富了农业经济。但从军事角度看，控制河西走廊、设立四郡（武威、张掖、酒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