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 关圣帝君（3 / 5）

其无久留之意，使人问之，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耳。’”随后曹操赠以赤兔马，关羽拜谢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始得之，可一日见吾兄矣！”此语一出，曹操愕然，随即感叹：“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

这段对话看似平淡，实则暗流汹涌。曹操明知关羽无意久留，仍不惜重金厚礼相待，究竟是出于真心惜才，还是政治作秀？而关羽在接受恩惠的同时，公开表达归志，是否也是一种高明的心理博弈？他既不愿辜负曹操之情，又坚决维护对刘备之义，巧妙地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

更有学者指出，曹操对关羽的态度，可能掺杂了某种“替代性情感”。彼时曹操长子曹昂早逝，次子曹丕尚幼，而关羽年岁相仿、英武非凡，或曾在某一瞬间唤起曹操的父爱情结。否则，何以解释他对一个即将离去的降将如此宽容？甚至在关羽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之时，沿途守将多欲拦截，皆被曹操严令放行？

另一方面，关羽对曹操也并非全无情谊。他在斩杀颜良后主动请辞，临行前将所有赏赐封存府库，分毫不取，唯带旧日随从而去。此举既保全了名誉，也顾及了曹操颜面。后世评书称之为“挂印封金”，实为极高情商的表现。

然而，这场温情脉脉的别离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的矛盾？当关羽镇守荆州、威震华夏之时，曹操曾一度欲迁都避其锋芒。此时的关羽，已不再是那个接受施舍的降将，而是足以动摇国本的劲敌。两人昔日的情谊，在权力与利益面前，终究化为乌有。

尤为诡异的是，关羽败走麦城后，孙权遣使送其首级予曹操，而曹操竟以诸侯之礼厚葬之，并刻沉香木为躯，合而葬之。此举究竟是出于怀念旧情，还是政治表演？毕竟，此时刘备尚在，曹操若厚待关羽，无疑是对蜀汉的一种心理打击——你失去的不只是大将，更是道义上的旗帜。

由此观之，关羽与曹操的关系，绝非简单的“敌我”或“恩仇”所能概括。它是一场跨越立场的情感拉锯，一次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更是一段关于人性复杂性的深刻寓言。他们彼此欣赏，却又注定无法同行；相互成就，最终却只能天人永隔。

四、战略之谜：荆州失守的责任归属

如果说关羽的忠义令人敬仰，那么他的失败则令人扼腕。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初期势如破竹，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一时“威震华夏”，连曹操都考虑迁都以避其锐。然而短短数月后，局势急转直下，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关羽腹背受敌，最终败走麦城，父子俱亡。

这场突如其来的溃败，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着名的“由盛转衰”案例。而围绕其失败原因，历来争议不断：是关羽骄傲轻敌？是刘备诸葛亮战略失误？还是内部叛变所致？抑或是天意难违？

首先，关羽的性格缺陷不容忽视。《三国志》评其“刚而自矜”，即刚强但自负。他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未能及时巩固成果，反而继续扩大战线，导致兵力分散。同时，他对东吴的警惕不足，虽设烽火台防备，却未预料到吕蒙诈病、陆逊示弱的计谋。当糜芳、傅士仁因粮草供应问题遭其责骂后，二人竟投降东吴，致使南郡、公安相继失守，前线补给断绝。

其次，蜀汉高层是否存在战略误判？有人质疑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构想本身存在隐患——两州相距遥远，中间又有曹魏、东吴夹击，极易陷入孤立。而在关羽北伐期间，成都方面并未派出援军，甚至连基本的情报支援也显滞后。这是否意味着刘备集团对荆州战局判断失误？抑或有意让关羽承担风险以平衡权力？

再者，外部环境的变化至关重要。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