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雍正继位的合法性（3 / 4）

的是，雍正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和舆论引导，系统性地构建自己的继位合法性。他亲自编纂《大义觉迷录》，公开回应民间关于其篡位的谣言。书中详细叙述康熙临终传位过程，引用多位大臣的证词，并斥责曾静等人散布“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不实言论。他甚至允许曾静在全国巡讲，宣传《大义觉迷录》内容，以此证明自己问心无愧。

此外，雍正还推动建立了“秘密建储制”。他在即位后不久，便将继位人选写入密旨，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皇帝驾崩后再行开启。这一制度彻底改变了以往公开立储带来的政治动荡，成为清代中后期皇位继承的定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亲身经历了继位危机，雍正才深刻认识到制度化传承的重要性，并以此弥补自身继位程序上的不足。

五、文献证据与史学辨析

关于雍正继位的合法性，最核心的争议在于是否存在真实的遗诏。目前存世的《康熙遗诏》共有三份抄本，分别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及辽宁省档案馆。三份文本内容基本一致，均明确写道：“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然而，这些遗诏均为雍正元年发布，属于“追述性文件”，而非康熙亲笔所书。康熙本人并未留下任何关于传位的原始手迹或录音。因此，有学者质疑这些遗诏是否为雍正授意伪造。但另一方面，清代皇帝临终前由大臣代拟遗诏本属常态，只要程序合规，内容真实，仍具法律效力。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证据证明康熙确曾口头指定胤禛为继承人。

近年来，随着清宫档案的整理与开放，一些新的材料浮出水面。例如，《起居注》中记载康熙临终前连续多日召见胤禛，而其他皇子则较少见面；内务府档案显示，康熙去世当晚，胤禛即入住养心殿，开始处理政务；多位汉族大臣如张廷玉、朱轼等在回忆录中均提到康熙曾称赞胤禛“诚孝”，并有意传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廷玉的《自订年谱》。他作为康熙、雍正两朝重臣，亲历传位全过程。他在文中明确写道：“圣祖宾天，大事仓猝，唯臣与马齐在寝宫外伺候。须臾，隆科多传出遗命，令皇四子嗣位。余闻之惊愕，然见其神色坚定，知非虚妄。”这段第一手资料虽出自雍正宠臣之手，但其细节丰富，语气真实，具有较高可信度。

此外，从逻辑上看，若胤禛果真篡位，为何在即位初期不立即清除所有反对者？反而保留胤禩、胤禟等人职位，给予优待，直至数年后才逐步清算？这说明他起初仍需借助旧有政治力量维持稳定，侧面印证其继位至少在形式上获得了多数大臣的认可。

六、文化记忆与历史叙事的演变

尽管现代史学倾向于认为雍正继位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篡位说”仍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中国文化中对“正统性”与“道德合法性”的特殊关注。

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天命”与“民心”是衡量政权合法性的两大标准。即便程序上符合规则，若缺乏道德正当性，仍可能被视为“窃国者”。而雍正在位期间推行严苛政策，整顿吏治，打击贪腐，得罪了大量既得利益集团。他设立军机处，强化皇权，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被批评为“专制暴君”。加之其性格刚毅、手段凌厉，容易引发负面评价。

更重要的是，雍正的形象在后世文学与戏曲中被不断重塑。乾隆年间，野史小说《永宪录》《熙朝雅颂集》等开始渲染“改诏篡位”情节；晚清时期，反清思潮兴起，《清朝野史大观》《清宫十三朝演义》等作品将雍正描绘成阴险狡诈、弑父夺权的典型反面人物。这些文学创作虽缺乏史实依据，却深入人心，成为大众认知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