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雍正继位的合法性（2 / 4）

遗诏，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遂得登大宝。

此说虽广为流传，但从文字学角度分析，实难成立。清代正式文书使用繁体字，“于”写作“於”，“十”写作“拾”，两者字形差异极大，难以篡改。且“皇十四子”与“皇四子”在称呼上亦有严格区分，不可能混淆。此外，若真有遗诏被篡，为何在雍正朝长达十三年的统治中，从未有人拿出确凿证据？反而是在乾隆以后，此类传说才逐渐盛行，显然带有后世演绎的成分。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胤禛的继位确实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康熙生前并未明确指定继承人，也未建立完善的秘密建储制度，导致权力交接缺乏制度保障。在这种背景下，谁掌握信息传播权、谁控制宫廷禁军、谁能在第一时间宣布遗命，谁就掌握了继位的主动权。而胤禛恰恰在这三点上占据了优势。

三、胤禛的政治布局与权力网络

回顾胤禛在康熙晚年的政治活动，可以发现他并非被动等待命运安排，而是早有精心布局。与其他热衷于结党营私、张扬跋扈的兄弟不同，胤禛采取了“韬光养晦、低调务实”的策略。他表面上潜心佛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实则暗中培植势力，广结人脉。

他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年羹尧。年羹尧时任川陕总督，手握重兵，掌控西北军事要地。而胤禛的同母弟胤祯虽被派往西北主持军务，但实际兵权多受年羹尧节制。年羹尧与胤禛关系密切，早在康熙五十年代便已暗通款曲。康熙驾崩前后，年羹尧迅速稳定西北局势，防止胤祯借兵返京争位，为胤禛顺利登基提供了外部安全保障。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隆科多。作为康熙晚年的心腹大臣，隆科多不仅掌握京师防务，还兼任九门提督，控制紫禁城出入。他在康熙临终时独揽传位大权，事后又被雍正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权倾一时。有学者推测，胤禛很可能在康熙病重期间便已与隆科多达成默契，确保自己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合法”继位的身份。

此外，胤禛还善于利用宗教与文化形象塑造个人权威。他崇信佛教，常与高僧往来，营造出“仁德宽厚、淡泊名利”的形象，与胤禩等人“结党营私、觊觎大位”的负面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康熙晚年曾多次称赞胤禛“诚孝可嘉”，并在批阅奏折时流露出对其品行的认可。这些无形的政治资本，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胤禛在康熙去世前数月，频繁出入畅春园，侍奉病重的父亲。据宫中太监回忆，他每日问安，衣不解带，表现出极高的孝道。这种“孝子”形象不仅赢得了康熙的好感，也为他日后宣称“深肖朕躬”提供了道德依据。相比之下，远在西北的胤祯虽有军功，却难以体现对父亲的亲近与关怀。在重视孝道的儒家政治伦理中，这一点至关重要。

四、继位后的清洗与合法性建构

雍正即位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雷霆手段，以巩固自身权力并消除潜在威胁。他首先将曾经支持胤禩的“八爷党”成员逐一清算：胤禩被削爵圈禁，改名为“阿其那”（满语意为“狗”）；胤禟被囚禁致死，改名为“塞思黑”（意为“猪”）；胤?被长期监禁，直至乾隆年间才获释。就连曾被视为有力竞争者的胤祯，也被召回京城软禁于景山寿皇殿，终身不得参政。

与此同时，雍正大力提拔亲信，重组朝廷权力结构。年羹尧被加封为抚远大将军、太保，权势达到顶峰；隆科多官至吏部尚书、大学士，成为首席辅政大臣。然而，当这两人功高震主、尾大不掉时，雍正又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年羹尧以“九十二条大罪”被赐死，隆科多以“私藏玉牒”等罪名被圈禁至死。这种“用之而后杀之”的权术，既显示了雍正的冷酷无情，也反映出他对权力安全的极度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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