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4章 落榜生（1 / 2）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星图中，《西游记》如一轮灼灼金乌，光芒万丈，照彻四百余年文坛。而吴承恩，作为这轮太阳的“命名者”与“铸造者”，却长久地伫立于自身巨着投下的漫长阴影里。他不是被遗忘，而是被简化；不是被湮没，而是被提纯——提纯为一个“写《西游记》的淮安才子”，一个“科举失意后愤而着奇书”的符号化文人。然而，当我们拂去明清以来层层叠叠的评点、清修《四库》的轻忽、民国新文学运动的工具化征用，以及当代影视改编的狂欢式消费，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浮现出来：我们对吴承恩的了解，竟比对《西游记》中任何一位神魔更少。他的生卒年份尚存三说（1500–1582？1504–1580？1506–1583？），他的科举履历残缺如断简，他的交游网络支离破碎，他的诗文手稿十不存一，他晚年是否真在荆王府任过“纪善”之职？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嘉靖朝道教仪典的文本编纂？他笔下那些精微的淮安方言、漕运术语、盐政黑话、楚巫咒诀，是道听途说，还是亲历深谙？更令人屏息的是：现存所有署名“吴承恩”的文献中，竟无一页亲笔墨迹传世；所有所谓“吴氏手稿”皆为清代抄本或后人托伪；就连他唯一存世的诗集《射阳先生存稿》，亦系其外甥丘度于万历十八年（1590）辑刻，距吴承恩辞世已逾十年，而丘度本人在序中坦承：“遗稿散佚，十得二三。”

这并非寻常的史料匮乏，而是一场持续四百年的系统性“静默”。它不像曹雪芹手稿“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后仍留下脂批线索，也不似汤显祖有尺牍、诗集、剧作、书院讲义构成严密互证体系。吴承恩的生命轨迹，更像一幅被反复揭裱、虫蛀水渍、关键部位遭刻意剜除的古画——轮廓依稀可辨，但肌理模糊，色彩失真，题跋可疑。本文不拟重述通行年谱中的干瘪骨架，亦不满足于将《西游记》简单倒推为作者“心史”的镜像。我们将以文学考古学为方法，以多重证据链为经纬，以未解之谜为探针，重新潜入吴承恩生命幽微的褶皱深处：那里没有神话的金箍棒，只有毛笔尖上颤动的墨痕；没有齐天大圣的筋斗云，只有淮安河下镇青石板路上踽踽独行的皂隶靴印；没有蟠桃宴的仙乐飘飘，只有嘉靖二十一年（1542）冬夜，他在北京国子监南舍中呵手誊抄《道藏》目录时，冻疮溃裂渗出的血珠滴在纸页“洞玄部·灵图类”标题上的暗红印记。

二、身世之谜：从“凤阳府医籍”到“山阳望族”的身份悬置

吴承恩的户籍身份，是缠绕其生平的第一重迷雾。明嘉靖《淮安府志·人物志》载：“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县人。”然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却赫然着录：“吴承恩，凤阳府医籍。”此“医籍”二字，分量千钧。明代户籍制度森严，“民、军、匠、灶、医、阴阳、僧道”诸籍不得混淆。医籍属“贱役”类，子孙须世袭行医，不得应试科举——这与吴承恩“岁贡生”身份及终生执着于功名的行为直接矛盾。

疑点由此炸开：若为医籍，何以能入县学？何以获选岁贡？何以在《先府宾墓志铭》中自述先祖“讳鼎，字维新，业儒”？更吊诡的是，其父吴锐的墓志铭由吴承恩亲撰，文中称吴锐“少习举业”，后“弃儒就商”，经营绸缎铺“吴济盛号”，家境“饶于财”，且“好施予，乡里称长者”。一个弃儒从商的绸缎商，如何能跻身“山阳望族”？查万历《淮安府志·坊表志》，山阳县确有“吴氏世德坊”，建于成化年间，表彰吴承恩高祖吴玘“笃行孝友，赈饥活人”。但该坊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淮安大地震中倾圮，重建碑文今佚，仅存方志中一行小字：“吴玘，洪武间人，事母至孝，尝割股疗疾。”——此“割股疗疾”乃元明之际盛行于淮扬地区的极端孝行，多见于寒门庶族攀附士绅的自我塑造，而非真正世家大族的惯常书写。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