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2章 欧洲业务步入正轨（1 / 2）



八月初，鹿特丹创新岛已经变了模样。

仓库二楼装修完成，变成了正式的办公区：开放式工位，玻璃隔断的会议室，墙上挂着“水手”芯片的放大版图和团队合影。

一楼实验室设备齐全，防静电地板锃亮，恒温恒湿机24小时运转。门口多了一块铜牌：“华为海思欧洲研发中心·鹿特丹”。

团队扩张到了二十五人：新增了三个鹿特丹大学的博士生，两个代尔夫特理工的硕士，还有一位从英国ARM离职的架构师——他是看到“水手”芯片的公开论文后主动联系的。

“他说对自适应架构很感兴趣，”扬·德弗里斯向林辰汇报，“而且他对ARM的未来有担忧，觉得太依赖移动市场，想在通信芯片领域尝试新东西。”

“欢迎加入，”林辰批准了录用，“我们需要更多元的技术视角。”

铁路订单正式签署后，工作重点转向三个方面：第一，“水手”芯片B版本的功耗优化和量产准备；第二，铁路终端设备的研发；第三，与鹿特丹大学的深度合作。

让-吕克的智能功耗算法在两周内完成，经过测试，B版本芯片在典型工作场景下的功耗从62mW降到了55mW，甚至低于A版本的58mW。

“这就是算法的力量，”让-吕克得意地说，“硬件不足，软件来补。”

“但软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弗里德里希严谨地补充，“工艺改进才是根本。我已经和南大光电的技术团队建立了联系，他们第四代光刻胶的测试数据，我会直接审核。”

团队建立了每周的“技术分享会”：周一德国团队讲设计方法学，周二法国团队讲算法创新，周三荷兰团队讲项目管理，周四意大利团队讲射频艺术（安东尼奥已经回来了，带着双胞胎的照片和更多意大利美食），周五中国团队讲验证技术。

文化差异依然存在，但变成了有趣的互动。德国人学会了在讨论前说“这可能是个愚蠢的问题，但是……”，法国人学会了提交文档时附上版本号，荷兰人学会了在加班后申请调休，意大利人学会了控制午餐时间，中国人学会了……按时下班。

“我妻子说我最近回家早了，”李想在一次分享会上说，“但她又抱怨我总是在饭桌上说‘弗里德里希今天又发现了一个边界条件’或者‘让-吕克的新算法太优雅了’。她说我中了团队的毒。”

大家都笑了。

八月中旬，“水手”芯片A版本正式交付给KPN，用于鹿特丹港十个基站的试点升级。安装那天，威廉和工人们都来了。

“让我们自己装，”老船长对KPN的技术人员说，“我们爬了三十年塔，知道怎么弄。”

工人们熟练地爬上塔台，更换基站里的芯片板卡。一小时后，十个基站全部升级完毕。威廉拿起对讲机，在呼啸的海风中测试：

“一号塔台，这里是威廉，测试通话。”

对讲机里传回的声音清晰，几乎没有背景噪音。

“二号塔台收到，声音清楚得像你在耳边说话。”

工人们轮流测试，每个人脸上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年轻工友扬说：“这……这才叫对讲机！以前那些，只能叫‘对喊机’！”

老船长握着对讲机，久久没有说话。最后他对林辰说：“林先生，谢谢。这是我退休前最好的礼物——不是不用再喊，是知道有人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那天下午，工人们在港口餐厅请团队吃饭。简单的炸鱼薯条和啤酒，但气氛热烈。威廉举杯：“为了能听清对方说话，干杯！”

“干杯！”

林辰在那一刻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了。

八月底，任正非亲自来到鹿特丹。他没有提前通知，坐着一辆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