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炼狱囚笼 难民营的血色残阳（1 / 2）

1937年12月中旬，南京城的街头已经看不到完整的街巷。积雪被反复碾压的血污染成暗褐色，冻成了坚硬的冰层，走在上面稍不留意就会滑倒，而滑倒的代价，往往是摔在一具早已僵硬的尸体上。

侥幸活下来的百姓，像受惊的耗子般躲在断壁残垣里，不敢发出半点声响。日军的清剿还在继续，他们骑着摩托车，挎着步枪，在街巷里呼啸而过，每一次刹车，都意味着又一户人家的灭门。绝望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笼罩着整座城市。就在这时，几个挂着红十字会臂章的外国人，成了这片人间炼狱里唯一的光——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划定了南京安全区。

安全区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为核心，收容了数万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家住城西的陈淑琴，是带着婆婆和女儿逃进来的。她的丈夫原本是守城的士兵，城破那日，为了掩护百姓撤退，被日军的机枪扫中，连尸体都没能抢回来。进安全区的那天，她的棉衣被划破了好几个口子，露出来的棉絮都沾着血，女儿的小脸冻得发紫，却紧紧攥着她的衣角，不哭也不闹，一双大眼睛里满是与年龄不符的惊恐。

安全区的条件简陋得可怕。教室里的桌椅被搬到一边，地上铺着薄薄的稻草，几百号人挤在一起，连翻个身都难。空气中弥漫着汗味、血腥味和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直咳嗽。每天的口粮只有半碗稀粥，掺着麸皮和草根，可即便是这样，也得排上几个小时的队才能领到。陈淑琴把粥让给婆婆和女儿，自己则靠着啃树皮和野菜充饥，没几天，嘴唇就裂出了一道道血口子。

但至少，这里有外国人守着，日军不敢轻易进来。陈淑琴以为，她们终于能喘口气了。

可这份安宁，终究是脆弱得不堪一击。

12月18日的午后，冬日的太阳惨白得像一张纸，连一丝暖意都没有。安全区的大门突然被撞开，十几个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骂骂咧咧地闯了进来。领头的军官留着一撮仁丹胡，手里把玩着一把军刀，眼神扫过拥挤的人群，像在挑选猎物。

“女人！花姑娘！出来！”他用生硬的中文吼道，唾沫星子随着话音飞溅。

人群瞬间骚动起来，女人们发出惊恐的尖叫，纷纷往男人身后躲。男人们则下意识地挺直脊背，将妻女护在身后，可他们手里没有任何武器，单薄的胸膛，根本挡不住日军的刺刀。

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冲了上来，她是安全区的负责人之一，名叫魏特琳。她张开双臂，挡在日军面前，用流利的日语厉声斥责：“这里是国际安全区！你们不能进来！这是违反国际法的！”

仁丹胡军官冷笑一声，猛地推开魏特琳。魏特琳踉跄着后退几步，摔倒在地，额头磕在石阶上，渗出了鲜血。她挣扎着爬起来，还要上前理论，却被两个日军死死地按住了胳膊。

“国际法？在南京，老子就是法！”军官狞笑着，一挥手，“给我搜！”

日军像一群疯狗般扑进人群，他们粗暴地撕扯着女人们的衣服，将那些年轻的姑娘、少妇强行拖出来。凄厉的哭喊声响彻整个安全区。陈淑琴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死死地抱着女儿，将头埋在稻草堆里，婆婆则用自己干瘦的身体，紧紧地护住她们。

突然，一只粗糙的大手抓住了陈淑琴的头发，将她猛地拽了起来。是一个满脸横肉的日军，他的嘴里喷着酒气，眼神浑浊而贪婪。陈淑琴拼命挣扎，她的指甲抠进日军的胳膊，却被对方一拳打在脸上。牙齿磕到了舌头，血腥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

“放开我！放开我！”陈淑琴哭喊着，目光死死地盯着躲在稻草堆里的女儿。

女儿看到母亲被打，再也忍不住，哭着喊：“娘！娘！”

那日军听到孩子的哭声，转过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残忍的光。他松开陈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