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II 制度焦虑：从乌托邦到西部世界（2 / 2）

频繁出现在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中，引发新一轮的焦虑。厄休拉?勒古恩在《一无所有》（1974）中探讨了无政府主义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约翰?布鲁纳《站在桑给巴尔》（1968）展现了人类面对人口膨胀，城市衰败和环境灾难的恐惧；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1984）创造了反英雄在虚拟空间对抗垄断大企业的“赛博朋克”亚类型。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乌托邦/反乌托邦思想在不同领域与议题中的深入与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至今日，乌托邦/反乌托邦文本为全球娱乐业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故事题材与影像灵感，并支撑起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庞大产值，这本身就是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消费主义寓言。从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到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再到最近探讨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HBO科幻剧集《西部世界》，我们看到一个个乐园的兴建与崩塌，将源自莫尔的乌托邦形态不断变形、打碎、组合，出现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但从精神核心上却是一脉相承，始终不弃地追寻着人类作为个体或者整体在世间的位置与价值，并反复质疑任何贬损其存在的制度设计。

乐园，终究是人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