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2章 发展规划（十四）（1 / 2）

再比如，山西的晋城、绥远的白云鄂博有铁矿，那就就近建钢铁厂，矿石挖出来直接冶炼，省得千里迢迢往别处运，既节省成本，又减少运输途中的风险。”

“还有产棉区，像山西的运城、临汾，每年能收不少棉花，以前大多是农民自己纺纱织布，效率低。咱们就在这些地方建大型纺织厂、被服厂，把棉花直接加工成布匹、军装，既能满足军民穿衣需求，还能带动周边农民种棉的积极性，这就是‘就地取材、就地转化’。”

二爷的话音刚落，百川忽然眼前一亮，忍不住插了句嘴：“二爷说得太对了！我以前就怕搞‘远途运料’的傻事。

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个反面例子——清末洋务运动时，张之洞在汉阳建铁厂，按理说想搞实业是好事，可他选的地方根本不沾边：汉阳附近没有铁矿，得从湖北大冶运；没有煤炭，又得从江西萍乡调。

光把矿石、煤炭运到汉阳，运费就占了成本的三成，最后铁厂办得举步维艰，生产的钢铁质量也上不去，就是因为违背了‘就地取材’的常理。”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一个影响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发展的决策也随之诞生——他力主将原本计划在广东兴建的炼铁厂迁至湖北汉阳大别山北麓，也就是如今的龟山附近。

从工业生产的基本规律来看，钢铁厂的选址需要优先考虑原料供应，要么靠近铁矿产地，要么毗邻煤矿区域，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原料运输成本，保障生产的高效与稳定，可张之洞的这一选址却完全背离了这一核心原则。

但是汉阳本地既没有大型铁矿，也缺乏优质煤矿，根本不具备发展钢铁工业的先天原料基础。

其实早在广东筹备炼铁厂时，张之洞就已经犯了违背工业常识的错误。当时他误信地方官员的禀报，认为惠州、清远一带藏有丰富的富矿，在没有进行专业地质勘探、没有确认矿石储量与品质的情况下，便贸然向英国订购了一套炼铁设备。这种仅凭主观判断就推进关键决策的做法，为后续的工业实践埋下了隐患。

迁至湖北后，张之洞本有机会纠正之前的失误。当时盛宣怀已经勘探发现湖北大冶拥有优质铁矿，而且储量丰富，被英国矿师评价为“百年开采亦不能尽”，盛宣怀建议将炼铁厂设在大冶铁矿附近，遵循“运煤就铁”的工业逻辑，这样能大幅减少铁矿石的运输成本与损耗。

可张之洞却拒绝了这一合理建议，坚持将厂址选在汉阳。他的考量更多停留在官府管理与产品外运层面，认为汉阳紧邻长江与汉水交汇处，便于官府直接管控工厂，也利于生产出的钢铁产品通过水运销往各地。

却完全忽视了原料运输这一钢铁生产的关键环节，这种“近官而远矿”的决策，让汉阳铁厂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原料供应的困境。

为了维持工厂运转，张之洞不得不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与财力，构建起一套跨越数省的原料运输体系。

铁矿石要依赖千里之外的大冶铁矿，为了将矿石运到汉阳，1893年他专门修建了从大冶铁山到石灰窑的运矿铁路，先通过铁路将铁矿石运至长江码头，再用船只溯江120公里运往汉阳，仅每吨铁矿石的运费就需要0.34块银元。

而煤炭的供应问题更为棘手，最初他尝试开发湖北江夏的马鞍山煤矿和王三石煤矿，可这两处煤矿不仅煤层薄，煤炭质量也差，根本无法满足钢铁冶炼的需求。

无奈之下，只能从更远的地方调配煤炭，先是从河北开平煤矿运煤，每吨煤炭运到汉阳的成本高达16两白银。

到了1898年，又转而依赖新开办的江西萍乡煤矿，煤炭需要先通过萍安铁路（后来延伸为株萍铁路）运到株洲，再经湘江、长江转运至汉阳，整个运输过程跨越赣、湘、鄂三省，涉及铁路与水路多种运输方式，不仅流程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