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1章 吴王杜伏威遣猛将精兵驰援秦王李世民（3 / 4）

积极出兵是对长安朝廷展现忠诚的最佳方式，有助于巩固其被承认的吴王地位和合法性，为未来在唐朝框架内争取更大空间埋下伏笔；另一方面，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势力与其江淮领地相邻，实为潜在的巨大威胁。若王世充取胜或长期存在，必将觊觎江淮。趁唐军主力牵制住王世充之际，派兵参与致命一击，实质上是借唐朝之力铲除卧榻之侧的劲敌，消除自身西线的隐患。

同时，杜伏威决定派遣两千精兵而非倾巢而出，也体现了其精明的算计，这支力量足以显示诚意、参与关键战役获取战功，又不至于过度削弱自身防御力量，以防江淮有变。因此，杜伏威的出兵，是唐朝中央的军事要求与其自身主动的地缘政治谋划高度契合的产物，是其作为乱世枭雄在审时度势后，为巩固权位、消除威胁、并图谋未来而做出的主动且利己的战略抉择。

至于此次代表杜伏威增援秦王的陈正通与徐绍宗，作为隋末唐初江淮豪雄杜伏威麾下的重要将领，他们的生平虽未在史册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独立篇章，却在杜伏威崛起与归唐的关键节点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是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典型战将缩影。他们早期便追随杜伏威，投身于反抗隋朝暴政的洪流，在江淮大地纵横驰骋。两人凭借勇武和忠诚，在杜伏威整合江淮诸势力、击败强敌如苗海潮、李子通的一系列战役中累积战功，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深受杜伏威信任与倚重的心腹大将。

尤其是隋将陈棱率精锐官军南下镇压时，在决定杜伏威集团命运的清流之战中，陈正通、徐绍宗作为核心战将，必然亲冒矢石，冲锋陷阵，与杜伏威一同浴血奋战，最终击溃强敌，此役的胜利奠定了杜伏威在江淮的霸主地位，也锤炼和证明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当杜伏威于武德二年（619年）审时度势，接受唐朝招抚，获封吴王、淮南安抚大使后，陈正通与徐绍宗的身份也随之转变为名义上的唐朝将领，但实际仍效忠于杜伏威，协助其镇守江淮根本之地。

他们最重要的历史时刻出现在武德四年（621年）正月。此时，秦王李世民正率唐军主力在洛阳城下与王世充陷入艰苦的拉锯战。无论出于唐朝中央的明确要求，还是杜伏威自身消除西邻威胁、向新朝展示忠诚与实力的战略考量，派遣一支精锐部队北上助战都成为必然之选。杜伏威将此重任交给了最信赖的陈正通与徐绍宗。二人率领由杜伏威军中王牌，两千名“上募”勇士组成的精锐之师，从杜伏威的大本营历阳（今安徽和县）出发，星夜兼程，驰援洛阳前线。这支生力军的加入，不仅增强了李世民围攻洛阳的力量，更向天下昭示了杜伏威集团对唐朝的支持态度，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他们最终在洛阳城下与李世民成功会师，并参与了后续对王世充的作战行动。

洛阳战事结束后，随着杜伏威在武德五年（622年）应召入朝，并长期滞留长安，江淮的军权主要落入了杜伏威的结义兄弟辅公祏之手。陈正通与徐绍宗的命运轨迹在此后发生了分野。陈正通的名字在辅公祏于武德六年（623年）八月丹阳起兵反唐的事件中再次出现，并且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他被辅公祏任命为西南道大行台尚书，成为辅公祏叛军政权中的核心军事统帅之一，肩负着指挥主力部队抵御唐军进攻的重任。

武德七年（624年），当唐军主力在李孝恭、李靖的统领下大举进攻江淮时，陈正通作为辅公祏方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亲率数万精兵驻扎在当涂（今属安徽）附近的博望山与青林山一带，试图依托地利阻挡唐军。然而，在唐军名将李靖的巧妙战术打击下（如派弱兵诱敌、精兵突袭），陈正通所部遭遇惨败，损失惨重，被迫放弃当涂要地，退守丹阳（江宁）。此战的失败，直接动摇了辅公祏政权的根基。丹阳城破后，辅公祏率残部东逃，陈正通亦在乱军中不知所终，史书未再记载其结局。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