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王世充政权严刑峻法致民不聊生（2 / 4）

有窃食人肉者，世充令缚就市，饿民争啖之，顷刻而尽\"。

这种末日景象直接导致\"官吏缒城降唐者昼夜相继\"，相继有司隶从事陆仲謩、兵部侍郎杜淹等十七名高级官员冒死出降。至五月城破前夕，洛阳城内\"户不满三千，羸弱公卿皆肿足倚壁\"，这座隋朝鼎盛时百万人口的东都，最终沦为白骨盈街的人间地狱。

王世充又把皇宫当作大监狱，凡是他猜忌的人，连同家属都囚禁在宫中。将洛阳宫城改造为巨型监狱的行为，实为隋末最残酷的人质囚禁制度。

就连将领们出征时，也要把他们的亲属扣押在宫中当人质。史载\"每遣将出师，必质其家属宫中\"，如左骁卫大将军杨公卿出征前，其母、妻及三子即被押入含嘉仓城；右武卫将军郭士衡率军驻防虎牢关时，全家十二口被囚于紫微宫西隔城。

其中包含尚书左丞郭士衡全家、御史大夫郑颋宗族、左辅大将军杨汪妻儿等高级官员家属。然而，\"禁系者犹万余人，日给米仅二升\"。因洛阳粮食断绝，紫薇宫内被关押的犯人常年不少于一万人，每天饿死的就有几十人。武德三年，被囚禁官员家属饿死者达974人，其中包含左武侯大将军独孤武都之妻、民部尚书韦津幼子等显贵。

王世充为应对洛阳粮荒，推行了一项特殊的官员外派制度：\"以台省官为司、郑等十二州营田使\"。这十二州具体包括：司州（洛阳）、郑州（汜水）、管州（郑州）、原州（济源）、伊州（临汝）、殷州（获嘉）、梁州（商丘）、凑州（郑州西）、嵩州（登封）、谷州（新安）、怀州（沁阳）、德州（温县）。这些州郡多位于洛阳周边二百里内，实为军事缓冲区。

不过，这项任命背后对于王世充而言却隐藏着多重危机。

其一，洛阳被唐军围困后，\"城内粮尽，布帛山积，至以绢为汲绠，然布以爨\"，迫使王世充不得不将尚书省左右丞、门下省给事中等中枢要员派往地方筹粮。如尚书左丞郭士衡被派往谷州，门下省给事中戴胄调任怀州，实为变相流放。

其二，这些所谓\"营田使\"并无实际军权，其职责仅是\"督民输粟，按户征刍\"，实为武装征粮官。最典型的案例是司隶大夫独孤机之子独孤修德任郑州营田使时，因强征粮草引发民变被杀。

值得关注的是史书对官员心态的记载：\"公卿以下求为使者，络绎于道\"。这种现象实因洛阳已成死地，尚书右仆射崔弘丹\"自请出督伊州\"，实为携家眷逃离围城；黄门侍郎薛德音\"求补谷州营田判官\"，实因其弟已暗中降唐。正如司马光所析：\"其时洛中贵人，视外任如登仙，盖欲脱死地耳\"，这种中枢官员集体外逃的现象，恰是洛阳王世充郑政权崩溃前的显着征兆。

那么，在如此惨无人道的暴政之下，难道就没有人敢于像影视剧中的英雄那般站出来反抗王世充，亦或是将其刺杀吗？

王世充统治后期虽暴政横行却鲜有刺杀事件，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其恐怖统治机制的精巧与残酷。王世充称帝后建立了\"三锁体系\"：其一为\"血脉锁\"，凡出征将领必留家属为质，如左武卫大将军张童仁率军时，其老母被铁链系于乾阳殿柱；其二为\"耳目锁\"，即任命其侄子王仁则为御史中丞，\"广布逻卒于衢巷，有偶语者辄收系\"；其三为\"连坐锁\"，实施\"五家互保\"制度使民众相互监视。

这种立体监控网络使得即便是尚书级高官，如兵部侍郎杜淹欲与唐军联络时，也不得不\"夜缒家属出城而后敢行\"。

深层原因更在于王世充对权力核心的绝对控制。他将禁军细分为\"四贵军\"，分别由长子王玄应、侄子王仁则、心腹郭士衡及杨公卿统领，四支军队驻地相隔且相互制衡。即便是贴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