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 刘文静酒后狂言竟成催命符（2 / 5）

成谋反的证据。这一告发行为绝非偶然，《资治通鉴》特别点明"；文静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揭示了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侍妾如何在历史关键时刻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日后，这侍妾的兄长手持告密文书叩响了御史台铜环，奏章中密告刘文静"；击柱狂言"；"；巫蛊厌胜"；等语，尤其是“对朝廷不满，有谋反之意”十个字正触及新朝最敏感的神经。

酒是好东西，能助兴，能消愁，能拉近关系，也能毁掉交情。但酒也是照妖镜，三杯下肚，是人是鬼，一目了然。

刘文静这次惹祸，无非是酒劲上头，把平时不敢说的、不该说的，全倒了出来，再加上平时自恃功高，结果，惹祸上身，几日后便被大理寺的人带走了。

若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其中颇有深意。刘文起请巫师驱邪本是为家族消灾解难，却因其形式涉嫌"；厌胜"；这种被朝廷严厉禁止的巫术，反而授人以柄；而刘文静侍妾的告发更是精准抓住了这个把柄，将单纯的家族禳灾行为曲解为诅咒朝廷的谋逆之举。

这种"；以巫蛊证谋反"；的指控模式，早在汉代巫蛊之祸后就成为政治斗争中屡试不爽的手段。高祖李渊接到密报后，立即意识到可以借此铲除这个桀骜不驯的功臣，于是迅速下令将刘文静收押审讯。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一个失宠侍妾的怨愤，一场本为祈福的家族仪式，最终竟成为开国功臣身死族灭的导火索。这既反映了唐代初期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也展现了在那个巫术与政治交织的年代，个人命运如何被一些看似微小的偶然事件所改变。而刘文静案更成为唐代"；以巫蛊罪人"；政治模式的先声，为后来武则天时期大兴巫蛊之狱埋下了伏笔。

刘文静被收押大理寺后，高祖李渊将他的案件交由司法部门审讯，并派裴寂、萧瑀查问案情。

当裴寂与萧瑀踏入大理寺监牢时，刘文静蓬头跣足却目光如炬辩解道："；昔者吾为军司马，彼为行军长史，俱食五品禄。今裴寂甲第连云，吾母犹居漏屋，此非薄待功臣耶？"；

他说的话意思是当初起兵时，我刘文静任司马，与裴寂的长史职位相当。如今裴寂官居仆射，住着豪华宅第；而朝廷对我的封赐与众人无异。我刘文静为了朝廷东征西讨时，老母亲留在京城连风雨都无处遮蔽，我确实心怀不满，但只是酒醉口出怨言，实在不敢谋反。"；

萧瑀将刘文静的话在朝堂上向皇帝李渊汇报后，刘文静的这番控诉在太极殿瞬间激起千层浪。

高祖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番话，分明是想要造反？"；

李纲、萧瑀等老臣深知其中委屈，都证明刘文静并无反意。秦王李世民更以储君之尊泣血陈情，追述晋阳密室定策的往事，极力求情道：“当年在晋阳，是刘文静首先制定起兵大计才告知裴寂，攻克京城后待遇悬殊，刘文静有怨言确有其事，但绝不敢谋反。”

然而高祖抚案沉吟之际，裴寂轻飘飘一句"；刘文静才略过人但性情暴戾，如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成后患"；便如利刃般斩断所有转圜余地。

这位开国皇帝听后，眼底忽又闪过当年还是太原宫监的裴寂进献美人的往事，想起裴寂总能适时奉上醇酒佳酿的体贴，最终在忠奸之辩的天平上，私谊压过了公道。

《资治通鉴》对此事件记载：“高祖素来宠信裴寂，犹豫多时，最终采纳了裴寂的意见。”

九月十日，唐朝朝廷下令将刘文静与其弟刘文起以谋反罪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

秋风中的刑场，刘文静仰观雁阵南飞，突然放声大笑。这笑声里既有对功业成空的嘲弄，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