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变革之道，臻于至善（6 / 8）

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理想社会，正是齐国的富民与鲁国的礼乐共同指向的 “道”。

历史上，凡接近 “道” 的时代，必是齐鲁之长融合的时代。文景之治，既 “与民休息”（齐之务实），文帝 “除田之租税”，景帝 “令田半租”，又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鲁之教化），终成 “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的局面；贞观之治，既 “轻徭薄赋”（齐），“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又 “制礼作乐”（鲁），编订《贞观礼》《贞观律》，实现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的治世。这些例证，印证了 “齐变至鲁，鲁变至道” 的可行性。

五、历史镜鉴：变革中的 “道” 之追寻

秦统一六国，以法家思想治国，“焚书坑儒”，弃齐鲁之所长，虽短期强盛，却二世而亡，印证了 “不遵循道，虽强必亡” 的道理。秦始皇 “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徭役繁重，“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终致 “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汉初吸取秦亡教训，“汉承秦制，有所损益”，既用郡县制（齐之务实），又尊儒学（鲁之礼乐），逐步实现 “齐变至鲁” 的转型。高祖刘邦初不喜儒，陆生说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刘邦乃令陆生 “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作《新语》，主张 “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开启汉初儒道融合之风。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 “天人三策” 推动 “鲁变至道” 的进程。他提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以儒学统一思想；又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招收弟子五十人，后增至数千人，培养儒家人才，使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这种 “外儒内法” 的模式，虽非纯 “道”，却接近 “道” 的境界。武帝既 “攘四夷，广土斥境”（齐之武功），又 “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鲁之文治），使汉成为当时世界强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佛教传入，礼乐崩坏，偏离 “道” 的方向。“竹林七贤” 放浪形骸，“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 “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 “礼岂为我辈设也”，冲击着传统礼乐。

北魏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推行汉化，“禁胡服胡语”，“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重拾礼乐传统（鲁）；同时 “均田制”“三长制”，“男子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发展生产（齐），一度出现 “百姓殷阜，年登俗乐” 的景象，展现了变革回归 “道” 的潜力。

唐代的韩愈，倡导 “古文运动”，主张 “文以载道”，批判佛老，试图重振儒家之道。他在《原道》中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将 “道” 回归孔孟本义。

他反对佛教 “弃而君臣，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