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评孔子论管仲：器小与礼失之思（6 / 7）

认为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这种差异在我国 “依法治国” 与 “以德治国” 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中得到融合。例如，《民法典》将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写入总则，既体现了法律的规范性，又融入了道德引导；在基层治理中推行的 “乡贤调解”“道德积分制” 等创新模式，通过柔性的道德约束辅助刚性的法律手段，实现了社会治理的刚柔并济。

这种协同治理模式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广泛认可。北欧国家在完善福利制度的同时，注重公民道德教育，培养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和互助精神，使高福利体系得以持续运转。这表明，管仲的法治思维与孔子的德治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后，能够为解决现代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智慧。

（二）精英治理与平民关怀的平衡之道

管仲 “任人唯贤” 的用人政策与孔子 “博施济众” 的民本思想，对当代人才战略和民生政策具有启示意义。在硅谷科技企业中，“精英治国” 理念盛行，通过高薪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推动技术创新，这与管仲选拔贤能的策略不谋而合。但过度强调精英价值容易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此时孔子 “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思想便凸显出警示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家推行的 “全民基本收入”（UbI）实验、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等，正是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注重保障底层民众权益，试图在精英引领与普惠民生之间找到平衡点。

我国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更是将两种思想精髓有机结合的典范。一方面，通过选派优秀干部驻村帮扶、引入专业技术人才发展产业，发挥精英群体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坚持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确保扶贫政策覆盖每一位困难群众，实现了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

七、教育领域的价值重塑

（一）知识传授与人格培养的双重使命

孔子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的教育理念，与管仲重视实用技能的人才培养观，为当代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在应试教育的弊端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芬兰推行的现象式教学（phenomenon - based Learning），打破学科界限，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与管仲强调的 “学以致用” 不谋而合。同时，芬兰教育体系中贯穿始终的价值观教育，通过 “跨学科主题教学”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全球公民意识，又与孔子 “立德树人” 的教育目标相契合。

我国近年来推行的 “双减” 政策和新高考改革，正是试图在知识教育与人格培养之间寻找平衡。通过减少机械刷题、增加社会实践，引导学生从 “应试机器” 向 “全面发展的人” 转变；通过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将道德品质、创新能力等纳入考核标准，实现了对传统教育评价体系的突破。

（二）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共生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展现了思想自由对文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孔子 “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担当精神，则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在现代学术领域，这种矛盾与统一依然存在。部分学者沉迷于 “象牙塔” 内的纯理论研究，忽视学术成果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另一些则过度迎合市场需求，丧失学术独立性。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运作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该学会既保障科学家的研究自由，鼓励前沿探索，又通过设立 “社会影响评估机制”，确保科研成果服务于社会发展，实现了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

我国提出的 “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科研导向，同样强调学术研究要立足实际、服务社会。这要求当代学者既要如管仲般以务实态度解决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