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西安事变（1 / 3）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的重庆南山，被浓得化不开的夜色裹得严严实实。山风卷着长江的湿冷雾气，顺着松枝缝隙钻进来，拍打在木质了望塔的窗棂上，发出细碎而持续的“沙沙”声——那声音太像暗处涌动的暗流，在万籁俱寂里格外清晰。

徐渊站在电台旁，背脊挺得笔直，深灰色军呢大衣的下摆被夜风扫过，微微晃动，露出靴底沾着的山间湿泥。他没戴手套，双手此刻正无意识地摩挲着电台边缘冰冷的金属壳，光灯映在他脸上，把眼底的沉郁衬得愈发浓重。

电台旁的木桌上，摊开的不是他平日经手的实业报表——那些印着工厂产能、铁路运输量的纸张，此刻正被随意摞在角落，压着块镇纸——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泛黄的牛皮纸西北形势图。图上用红、蓝、黑三色墨水标注着各方势力的防区：红色箭头是红军的驻地，蓝色圈注着东北军的布防，黑色虚线则是中央军的推进路线，密密麻麻的标记像一张织在西北大地上的网，网住了无数人的命运。

徐渊的指尖缓缓落下，重重按在“西安”二字上。那两个墨字被摩挲得有些模糊，指节却因用力而微微泛白，仿佛能透过纸张，触到那座古城墙下滚烫的地心——那里正翻涌着足以掀翻整个中国的岩浆。“张汉卿的日子，不好过啊。”他低声喃喃，声音被风吹得有些发飘，却带着切肤的了然。

他想起半年前从北平传来的那份密报，是潜伏在东北军总部的线人用米汤写的，烘干后字迹模糊却字字扎心：“士兵夜宿荒村，常抱故土泥土恸哭，枪托刻‘还我河山’四字，却奉命向陕北开拔——枪口对的，是同宗同源的同胞。”自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撕碎东北的黎明，这支军队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白山黑水的气息嵌在骨血里，却只能在关内的黄土坡上辗转飘零。徐渊能看清楚张学良心里的煎熬：上有“不抵抗”的千斤骂名压着，下有数十万将士思乡如焚的目光盯着，而他自己，满腔国仇家恨，却要握着枪，对准那些同样在反抗侵略的共产党人。

1935年深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时，徐渊正在重庆的兵工厂里查看新造的步枪。他当时就搁下扳手，对身边的助手说：“西北的水，要彻底浑了。”果然，蒋介石很快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一道命令把“剿共”的烫手山芋，连同“收复失地”的空头支票，一起塞给了张学良。徐渊指尖在地图上划过东北军与红军的对峙线，嘴角勾起一抹冷嗤——这是蒋氏最惯用的一石二鸟之计：让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去啃红军这块硬骨头，无论谁胜谁负，地方实力派的力量都会被削弱，而中央军只需坐收渔利。

可战局的发展，偏生跳出了南京的预料。直罗镇一役，东北军一个师几乎全军覆没，阵亡将士的名单传到西安时，张学良在办公室里砸碎了茶杯。可等来的不是南京的慰问，却是蒋介石的严厉斥责，以及军饷减半的通知。徐渊手里那份加密电报还带着油墨味：“张汉卿三赴洛阳谏言，声泪俱下，言‘东北军愿以死抗日，不愿同室操戈’，蒋公拍案怒斥：‘匪未肃清，何以言抗日？再敢多言，以通匪论处！’”他仿佛能看见张学良攥紧拳头的模样——军帽檐下的眼底全是血丝，那是壮志难酬的憋屈，是眼睁睁看着将士流血却无能为力的痛苦。

杨虎城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西北军本就是地方武装，早已被蒋介石视作异己，与红军作战屡战屡败后，更是成了南京眼里“无用的累赘”。徐渊收到的情报里写着：“杨部缺粮少弹，南京刻意克扣，士兵多有逃散。”两支被推到悬崖边的军队，在西北的寒风里，渐渐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

“劝谏无用，反而要拔他们的根基了。”徐渊拿起桌上最新的情报，那是半个时辰前译好的，写在一张薄薄的卷烟纸上，字迹潦草。上面只有短短几行：“蒋密令：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