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义田契约中的教育规矩（1 / 7）

——从“佃租约定”到“子弟入学资格”

一、制度维度：义田契约的“教育嵌入”与法律属性

宋代义田制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以田养学”的物质基础，更在于通过契约文书将教育资源分配规则固化为刚性条款，使“佃租充塾费”“佃户子弟入学”等约定从宗族惯例上升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规范。这种“教育嵌入”的契约设计，打破了传统土地租赁仅聚焦“地租缴纳、田亩管护”的单一维度，构建起“土地租赁—教育资源分配—宗族伦理维护”的三重契约关系，成为宋代民间基层治理中“以契约定秩序”的典范。

从契约文本的核心条款来看，宋代义田契约的“教育属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佃租收入的专款专用条款。现存《南宋淳熙年间义田佃租契约》残件明确记载：“每亩纳租米三斗，其中一斗充义塾经费，一斗赡族中贫者，一斗归义庄管业”，这一条款直接将土地收益与教育经费绑定，从源头确保义塾的稳定财源。与普通田契“租米全归田主”的分配模式不同，义田契约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划定了教育经费的占比（%），且规定“塾费拖欠，佃租不得减免”，即便遭遇水旱灾害，也需“以次年佃租补足塾费亏空”，这种强制性约定，使义塾经费不受年成丰歉影响，形成了“旱涝保收”的教育保障机制。二是佃户的教育附随义务条款。义田契约并非单纯的经济合同，还明确了佃户在义塾运营中的责任，如“佃户需轮值义塾杂役，每十户共出一人，负责舂米、修缮学舍、看管藏书楼”，“农闲时节，佃户子弟需协助义塾抄录经史，以工代赈，补贴纸笔费用”。这些义务条款，将佃户从“土地承租人”转化为“义塾共建者”，使义田制度的根基深入乡村社会的底层群体。三是佃户子弟的入学优先权条款，这是义田契约最具创新性的设计。契约明文规定：“凡承佃义田者，其子弟年满七岁，可优先入义塾就读，免缴束修，且与族中子弟同等享受米粮补贴”，同时设置“入学门槛”——“佃户需无拖欠租米记录，子弟需品行端正，无偷盗、斗殴劣迹”，这种“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设计，既保障了佃户子弟的教育机会，又以契约形式约束佃户履行租佃责任。

宋代义田契约的法律约束力，源于其与《宋刑统·户婚律》的深度衔接。《宋刑统》明确规定：“义田契约，需经官府印押，方为合法有效；契约条款与国家法典不相悖者，司法裁决时优先适用契约约定”。这一法律规定，使义田契约具备了“民间约定+国家背书”的双重效力。与唐代“宗族契约仅靠乡约伦理约束”的模式相比，宋代义田契约的进步性在于，将教育相关条款纳入国家法律保护范畴——若田主擅自挪用“塾费租米”，佃户可凭契约诉至官府，要求“追缴款项，赔偿义塾损失”；若佃户违反“子弟入学品行条款”，义庄可依据契约解除租佃关系。北宋元佑年间，苏州就曾发生一起典型案例：佃户张某拖欠塾费租米两斗，且其子在义塾斗殴伤人，义庄依据契约将其田亩收回，张某不服诉至县衙，县令查阅经官府印押的契约后，判决“契约有效，田亩收回，张某需补缴欠租”。这一判例，充分印证了义田契约中教育条款的法律刚性。

从制度演进的视角来看，宋代义田契约的“教育嵌入”设计，形成了“契约约定—乡约监督—司法裁决”的三级治理链条。首先，契约签订需经“义庄掌管人、佃户代表、宗族长老”三方在场，条款内容需“晓谕全族，公示三日”，确保无异议后方能落笔签字；其次，契约履行由乡约组织监督，《吕氏乡约》中“患难相恤、礼俗相交”的条款，与义田契约的教育约定形成互补——乡约评议会每月核查义田租米的分配情况，若发现塾费被挪用，可“弹劾义庄掌管人，报请官府处置”；最后，契约纠纷由司法机关裁决，《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收录的17起义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