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明清教育资源的地域失衡与阶层流动的新变数（2 / 7）

年考中状元，从“小商贩之子”变成“朝廷大员”——这就像今天的贫困生靠“助学金”进入重点高中，凭借学校的优质资源和自身努力，考上名牌大学，改变命运。

（二）文化积淀：“人人向学”的氛围，像今天的“学区房文化”

江南的教育优势，不仅是“硬件好”，更是“软件强”——这里有“人人向学”的风气，就像今天北京海淀区、上海徐汇区的“学区房氛围”，哪怕是普通家庭，也会把“送孩子读书”当成最重要的事。

明代苏州有句俗语：“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可见当地人对教育的重视。清代杭州的西湖边，每到傍晚，就能看到平民子弟在湖边背书，有的是私塾学生，有的是自学备考的童生；扬州的盐商虽然有钱，但从不教孩子“只会花钱”，而是要求“商而兼儒”，比如盐商汪应庚，家里有个“百尺楼”，藏书2万多卷，每天逼着儿子汪中“晨读暮写”，汪中后来不仅考上了秀才，还成了着名的学者——这就像今天的“虎妈猫爸”，哪怕是做生意的家庭，也会逼着孩子学英语、练奥数，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读书，才能让孩子“超越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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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氛围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江南的科举竞争力“碾压全国”。明代全国录取进士人，江南的江苏、浙江、安徽占了35%；清代全国录取进士人，江南占了32%。苏州府在清代出了26个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的22%，其中有10个是平民出身——这就像今天的“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不是因为学生“天生聪明”，而是因为“资源集中+氛围浓厚+努力拼搏”，普通学生也能逆袭。

二、北方与边疆：资源匮乏的“教育洼地”，阶层流动的“窄门”

与江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方（直隶、山东、河南部分州县）和西南边疆（云南、贵州、广西）的教育状况。这里的教育资源不是“不够好”，而是“不够用”——私塾稀少、书院简陋、师资薄弱，平民子弟哪怕再努力，也很难获得像样的教育，阶层流动的通道比江南窄得多。这就像今天的中西部农村，不是孩子不努力，而是“没有好学校、没有好老师、没有好资源”，想考上重点大学，要比东部城市的孩子难十倍。

（一）北方：经济薄弱拖后腿，教育“有心无力”

北方地区在明清时期，经济远不如江南：直隶（今河北）是政治中心，但农业“靠天吃饭”，经常闹旱灾、蝗灾；山东、河南虽然是农业大省，但赋税重，农民手里没多少钱，根本没钱办教育。

以直隶的保定府为例，清代中期，保定府下辖12个县，书院只有3所（保定莲池书院、清苑书院、满城书院），其中只有莲池书院是官办的，每年拨款500两银子，比苏州紫阳书院的2000两少了四分之三；私塾更是稀少，清苑县有20个村落，只有3所私塾，平均7个村才有1所，很多孩子要走十几里路才能上学。有个叫李二牛的孩子，家住保定府满城县的偏远乡村，家里种着3亩玉米，父亲想送他去私塾，但私塾在10里外的镇上，每天来回要走20里路，还要交1两银子的学费（相当于家里3个月的生活费），最后只能让他在家放牛——这就像今天中西部农村的孩子，村里没有小学，要去镇上读书，每天走几里路，还要交伙食费、住宿费，很多家庭只能让孩子早早辍学打工。

北方的师资也“差强人意”。江南的书院先生大多是进士、举人，而北方的书院先生很多是“秀才出身”，甚至是“童生出身”。比如山东济南的泺源书院，清代中期的先生是个落第秀才，只会教《四书》和八股文，连《史记》都没读过；河南开封的大梁书院，先生是个退休的小吏，讲课只会“照本宣科”，学生问个“为什么”，他就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