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春秋决狱（2 / 6）

”，其“罢黜百家”的建议被采纳，直接推动了太学的设立与经学的官方化。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在太学相关的教育实践中，还注重将《春秋》义理与现实政治结合，他在讲授《公羊春秋》时，常以历史事件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思考经义与治国的关联，这种教学方式培养出的经生，往往具备将学术理论转化为实践策略的能力。晚年董仲舒“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着书为事”（《汉书·董仲舒传》），但朝廷每有重大案件，仍会派使者“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则依据《春秋》义理作出判断，这些判案记录被整理为《春秋决事比》，全书收录232个案例，成为汉代春秋决狱的重要范本。可以说，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实践，正是太学经学“规矩”向司法政策延伸的关键节点——他以经师的身份，将太学中讲授的《春秋》微言大义，转化为可操作的司法准则，为整个汉代的司法实践树立了“以经决狱”的规矩范式。汉昭帝时期，隽不疑依据《春秋》“公子季友鸩杀叔牙”的典故，妥善处理了“伪戾太子”案，正是对董仲舒这一范式的直接继承，而隽不疑早年曾“治《春秋》，为郡文学”（《汉书·隽不疑传》），其经学素养的形成与太学的教育氛围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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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心定罪”：春秋决狱的核心规矩与经学逻辑

春秋决狱的核心准则是“原心定罪”，这一规矩直接源自《春秋》的义理精神，也是太学经学教育中强调的“重义轻形”思想的集中体现。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对这一准则作出明确阐释：“《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所谓“本其事”，是指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基础；“原其志”，则是探究当事人的主观动机与内心善恶。在董仲舒看来，《春秋》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仅在于行为的结果，更在于行为背后的“心”与“志”——若动机邪恶，即便犯罪行为未完成，也应定罪；若为首作恶，则需加重处罚；若动机正直，即便行为造成一定后果，也应从轻论处。这一准则，将经学中的“道德评价”置于“法律条文”之上，构建起一套以伦理为核心的司法判断逻辑，而这种逻辑的传播，与太学中《春秋》学的教学体系紧密相关。太学博士在讲授《公羊春秋》时，会专门设置“义例”课程，系统讲解《春秋》中“原心”“诛意”的判断方法，如通过分析“鲁文公逆祀”“宋襄公泓之战”等案例，让太学生掌握如何从行为动机出发评判是非，这些教学内容为太学生日后参与司法实践奠定了基础。

“原心定罪”的规矩，与太学中《春秋》学的教学重点高度契合。太学讲授《春秋》，尤其推崇《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即通过对《春秋》经文用词、叙事详略的解读，挖掘其中蕴含的儒家伦理与政治理想。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解读时并未简单评判郑庄公与共叔段的军事冲突，而是通过“克”字的使用（通常用于两国交战，此处用于兄弟相残），谴责郑庄公“处心积虑”地纵容共叔段谋反，最终导致兄弟相残的行为，强调其“动机之恶”。太学博士在讲解这一案例时，还会结合《春秋繁露·玉杯》中“《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论述，引导学生理解“原心定罪”不仅是司法准则，更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的工具。这种“重志轻形”的解读方式，正是太学《春秋》教学的核心内容，而春秋决狱的“原心定罪”，本质上就是将这种课堂上的经学解读方法，直接应用于司法实践。太学生在学习《春秋》时，通过对“郑伯克段于鄢”“许止弑君”等案例的分析，早已熟悉了“原心”的判断逻辑，当他们成为司法官吏后，自然会将这一逻辑应用于实际判案中，使得春秋决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