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典卖田”的契约规矩（2 / 3）

买卖，邻人、里正需见证，隐匿不言者笞五十”，将证人义务上升为法律责任。

1. 证人要“够格”：首选“里正+邻人”组合。里正是基层户籍管理者，熟悉每户田产情况；邻人则“知根知底”，能证明田界真实性。敦煌契中，证人栏多为“里正赵五、邻人钱六”，某契甚至有“里正、邻人、村老各一人”，被称为“三证齐全”。若证人是“非亲非邻”的陌生人，官府可能质疑其可信度，某案卷中，一份卖田契的证人是“路过的商人”，县令以“证人不知田界”为由，要求重新补证。

2. 作证要“留痕”：证人需“签字画押”，不会写字者按“指印”或“画十字”。敦煌契中，有“证人张阿婆（盲）按红指印”“证人李小儿（年七岁）由父代画押”的记录，官府均予认可。更严谨的是“连署制度”——证人需在契尾按顺序签名，某契因“证人签名颠倒”，被里正要求重签，理由是“恐日后推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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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责任要“连带”：若交易存在“欺诈”（如卖主隐瞒田产已抵押），证人需承担“连带责任”。吐鲁番《唐仪凤卖田欺诈案》中，卖主隐瞒“田已典给寺观”，证人知情未告，最终判“卖主杖八十，证人笞四十，田归承典寺观，买主钱由卖主退还”。这种“证人担责”的设计，倒逼证人认真核查交易真实性，成为“民间信用”的重要保障。

三、“典”与“卖”的区别：产权流转的“弹性空间”

唐代法律严格区分“典田”与“卖田”：前者是“临时流转”（保留赎回权），后者是“永久转让”（产权转移），二者的契约条款、权利义务差异显着，民间通过“关键词”清晰界定，避免混淆。

1. 典田：“典期”是核心，过期则“断卖”：典田契需明确“典期”，通常为3至5年，最长不超过10年，且需写明“过期不赎，田归承典人”。敦煌《唐咸通三年典田契》写“典田三亩与某寺，典期五年，每年付息六贯，五年满日，钱到赎田；过期三月不赎，田即断卖与寺，永为寺产”。若未写典期，按民间惯例视为“不定期典田”，原主可“随时赎回”，但需提前“告知承典人”，某案卷记，某户典田未注期，十年后赎回，承典人拒还，官府判“原主提前三月告知，符合惯例，田归原主”。

2. 卖田：“永卖”是关键，卖后“不得反悔”：卖田契需写明“永卖”“卖断”等字眼，且常加“永不争讼”条款。敦煌《唐乾符二年卖田契》写“此田系永业，卖与李进通后，子孙后代不得争占，如有人争，卖主承担罪责”。为强化“永久性”，部分契还会“请官公证”，如某契尾有“沙州司户参军某，验契无讹，准卖”的批文，这被称为“官验卖契”，其法律效力高于普通私契。

3. “找价”惯例：法律默许的“公平补充”：民间卖田后，若“田价暴涨”（如因水渠修通、土地升值），原主可向买主“找补差价”，称为“找价”，补完后需立“找价契”，注明“补钱后永不找价”。敦煌《唐咸通十年找价契》记，某户三年前以八十贯卖田，如今田价涨至百贯，向买主“找钱二十贯”，买主同意，契中写“补钱已毕，日后田价再涨，亦不找赎”。法律虽未明文规定“找价”，但官府断案时多“依习惯判准”，某案卷中，买主拒补找价，县令以“田价骤涨，原主吃亏过甚”为由，判“买主补钱十贯”，体现了“实质公平”的考量。

四、官府“税契”：从“私契”到“官契”的升级

唐代民间典卖田契，可自愿到官府“税契”——即缴纳“契税”（通常为成交价的1%），官府在契尾加盖“县印”或“市印”，使其成为“官契”。这一程序虽非强制，却能大幅提升契约的法律效力，是民间交易的“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