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5章 水泊梁山之行者武松（4 / 10）

州等瘴疠横行、舟车难通、文教断绝之绝域，如狄青初仕时所历之邕州；二曰“近恶”，指地处中原腹地而设监严密、军政合一的边要牢城，如孟州、陕州、陈州等，虽无地理之险绝，却具体制之高压；三曰“不刺面”之特例，专赐于有功将校或经枢密院特批之特殊人犯，以存体面、待后用。孟州（今河南孟州）正属第二等——“近恶”。其地西扼虎牢、东接汴梁，距东京开封府仅三百余里，驿道畅通，一日半马可至；城垣高厚，非寻常州县可比，乃北宋沿黄河布防体系中“河阳三城节度使”治所所在，素有“京畿右臂”之称。如此要害之地，岂容寻常囚徒杂处？更遑论设营羁押、编伍操练、配役服役——牢城营者，非狱非军，亦狱亦军，实为宋代独创之“刑兵复合机构”，其职能早已超越惩戒范畴，悄然渗入国家隐性安全体系。

史料中对孟州牢城营的记载零散而克制。《宋会要辑稿·刑法三》载：“孟州牢城，隶河阳三城节度，置都监一员、押官四人、牢子五十名，岁调厢军二百人轮戍，专司囚徒役作、弓弩教习、城防巡警。”短短数语，已露端倪：此地不仅关押罪囚，更组织“弓弩教习”；不仅由地方官吏管理，更受节度使系统垂直统辖；不仅有常设牢卒，还定期轮换正规厢军——这已非普通流放地，而是一处具备军事化编制、常态化训练、战略级定位的准军事单位。尤为关键者，在于“弓弩教习”四字。按《武经总要》所录，北宋军中弓弩手须经三年以上“挽强、审固、连发、破甲”四阶考核，方准入伍；而牢城营竟将此等核心战技授于罪囚，其目的若仅为劳役，则大可令其修堤、运粮、烧窑，何须耗费弓矢、占用教头、损耗军械？若仅为震慑，则何须“连发三十矢不坠靶心”方许免役？——此等标准，直追禁军“班直”选锋。

再考武松入营之时间点：宣和元年（1119年）冬，武松因斗杀西门庆、潘金莲及王婆，被知县陈文昭“从轻发落”，判“脊杖二十，刺配孟州”。然细究案情，其杀人动机确属私愤，但手段之果决、过程之缜密、证据之完备（当庭呈验血衣、证词、尸格），已远超一般市井斗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知县陈文昭在判词末尾赫然加注：“该犯膂力绝伦，胆识过人，虽触刑章，未失忠勇之质。宜择要地，观其自新。”——此语绝非套话。查《宋史·职官志》，地方官无权对配军作“观其自新”之类定性评语，此属枢密院或殿前司备案之专属措辞。更耐人寻味者，是武松离清河赴孟州途中，竟未由两名衙役押解，而是“自携枷锁，步行而往”，且沿途州县皆“照验公文，不加拘束”，甚至有驿丞“馈酒肉、赠干粮”。此种待遇，与同期刺配者动辄戴重枷、缚铁链、昼行夜锁、食馊粥、睡草席的惨状形成尖锐反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七载，同年同月，一盗牛案犯张三刺配沙门岛（远恶之极），途经曹州时因饥寒倒毙道旁，官府仅以苇席裹尸掩埋。两相对照，武松之路，岂止是“宽待”，分明是“护送”。

入营之后，武松的履历更显异常。据孟州地方志残卷《河阳纪略·牢城条》（明嘉靖年间抄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载：“宣和二年春，牢城营都监张珫奏：‘配军武松，日负石五百斤绕城三匝，夜习硬弓八石，箭无虚发；尝单臂擎断营门铁闩，众惊为神力。’上命赐‘力士牌’一面，许免杂役，专司教习新囚射术。”此处信息极为关键。“力士牌”并非官方颁行之制式勋牌，而是北宋禁军系统内部流传的非正式信物，仅授予经殿前司密考、具备“千夫不当之勇”的特殊武备人才，持此牌者可直入汴京讲武殿演武，亦可调阅军械库甲仗图谱。现存《宋内廷武备档》中，宣和年间获颁“力士牌”者共七人，六人为禁军猛将，唯武松一人系罪囚身份。更不可思议者，是“专司教习新囚射术”一职——牢城营教头向由厢军资深军官或退役班直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