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章 竹林七贤之向秀（2 / 6）

三年（262年）冬，而向秀应举入洛，据《晋书·武帝纪》载，当在泰始元年（265年）司马炎代魏建晋前后。其间相隔近三年。若仅为避祸，何须待至政权更迭、清算暂缓之时？且山涛早在嵇康死后不久即出仕，阮籍亦于景元四年（263年）受封关内侯，二人皆未遭迫害。可见司马氏对竹林士人的整肃，具有明确的政治针对性（主要针对嵇康、吕安等公开抗命者），而非无差别清洗。向秀既无“非汤武而薄周孔”之檄文，又无“越名教而任自然”之宣言，其“失图”显然不能简单等同于恐惧。

其二，身份错位之误。向秀入洛所任之职，初为散骑侍郎（属皇帝近侍顾问机构），后迁黄门侍郎（掌诏命传达），终至散骑常侍（侍从皇帝、参议政事）。此三职虽属清要，却非实权要津，更非司马氏核心班底。对比山涛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少傅，王戎官至司徒、尚书令，向秀之仕途可谓平淡甚至刻意低调。《晋书》明言其“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所谓“容迹”，非敷衍塞责之贬词，实为魏晋清谈士人特有之生存智慧——以职位为思想活动的合法外衣，以“不任职”为精神独立的实践空间。此正合《庄子·人间世》“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之旨。

其三，思想错判之蔽。将向秀之“顺化”视为对嵇康“自然”立场的背叛，实乃未解其哲学内核。嵇康《养生论》主张“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其“自然”侧重个体生命之纯粹性与不可侵扰性；而向秀在《难养生论》中则明确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他并不否定情欲，反视其为“自然”之本然呈现。故其“顺化”，非屈从于外在名教规范，而是承认人作为“有生之物”，必处于与天地、人群、制度的动态关联之中。“顺”者，非被动服从，乃主动顺应事物内在之理；“化”者，非消融自我，乃使自我在关系网络中完成转化与实现。此正与其《庄子注》佚文“万物自生自化，独化而足”之命题遥相呼应——“独化”非孤绝自足，而是在万物相待中各得其所、各尽其性。向秀之入仕，恰是其“独化”哲学的实践展开：他不逃逸于政治之外，而选择在政治肌理内部，以思想者的清醒保持人格的完整，在制度框架内守护精神的自主。

更有意味者，向秀入洛后，曾与郭象同注《庄子》。郭象后来删削向秀注而自成一家，却在《庄子序》中坦承：“秀之没也，秀子幼，其义零落，故郭象述而广之。”此“述而广之”四字，实为理解向秀仕途逻辑的关键密钥。郭象之“广”，正在于将向秀“顺化”思想体系化、普及化，提出“名教即自然”之命题，为西晋士族提供了一套既能安顿身心、又可参与治理的哲学方案。向秀本人未必欲为当世立法，但他以自身生命实践所开启的这条路径，却为玄学由批判哲学向建设性哲学的转型埋下了伏笔。他的“失图”，实为一种更高维度的“得道”——舍弃竹林式的集体反抗姿态，转入思想深耕的静默战场，在司马氏亟需文化合法性之际，以玄学义理为其政权注入超越性维度，从而在无形中重塑权力的精神质地。此非献媚，而是以思想为杠杆，撬动现实的可能支点。

三、《庄子注》之谜：残卷背后的体系性重建

向秀《庄子注》在唐代尚存，至北宋已佚，今仅存《列子·杨朱》张湛注、《文选》李善注、《经典释文》及《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引录的佚文约八十余条。历代学者或视其为郭象《庄子注》之雏形，或疑其思想浅近，然细绎佚文，其哲学深度与体系自觉远超想象。向秀注庄，绝非文字训诂之学，而是一场以庄子为媒介、对魏晋时代根本困境进行的系统性回应。其未解之谜，在于这一体系如何通过碎片化的注文，构建起贯通宇宙论、认识论、政治哲学与生命伦理的严密结构。

首先，向秀以“自生”“自化”概念，彻底消解了汉代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