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2章 战国四大谋略家之张仪（3 / 5）

比喻、巧设陷阱。他在游说过程中经常采用“反话正说”“危言耸听”“欲擒故纵”等手法，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圈套。例如，在劝说楚怀王背齐联秦时，他先是许诺六百里土地，待楚国毁约后却只承认六里，利用人性贪婪与信息不对称完成外交欺诈。这种精妙的话术训练，绝非天然生成，必经长期磨砺与指导。

因此，即便“鬼谷子”为虚构人物，张仪所代表的那类纵横家群体，确实存在某种师徒相传的知识传承机制。他们通过口耳相授、案例教学、模拟演练等方式，培养出一批批擅长外交博弈的高级人才。张仪正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者，他的成功不仅是个人才华的体现，更是整个战国智囊阶层崛起的缩影。

谜团三：动机之谜——为国效力还是追逐私利？

张仪一生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协助秦国推行“连横”政策，瓦解六国联盟，为秦国东进扫清障碍。然而，他究竟是忠心耿耿的秦国重臣，还是唯利是图的政治投机者？这一问题始终萦绕在历史评价之中。

从表面上看，张仪对秦国有着显着贡献。他在秦惠文王时期担任相国，主导外交事务十余年，成功离间齐楚联盟，迫使韩魏臣服，使秦国在外交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尤其是在“欺楚事件”中，他以诈术诱使楚怀王断交于齐，继而拒绝履约，导致楚国孤立无援，最终在丹阳之战惨败。此举极大削弱了南方最强劲的对手，为秦国日后南下奠定基础。

然而，细究其行为动机，却不难发现诸多可疑之处。张仪原为魏国人，早年并未在本国获得重用，转而投奔秦国。这种“背母国而仕他邦”的做法，在重视宗族伦理的古代社会本就备受质疑。更何况，他在游说各国时屡施欺诈，信用尽失。《战国策》中多次记载诸侯对其“不信张子之言”，甚至连秦国君主也曾怀疑其承诺的真实性。

更为关键的是，张仪在秦国的地位并非始终稳固。他曾两次被罢免相位，一次是因为公子华等宗室势力排挤，另一次则因外交失败引发朝议不满。但每次失势不久，他又总能凭借新的计谋重返权力中心。这种“跌宕起伏”的仕途轨迹，更像是一个职业政客在不断寻找机会，而非一心为国的忠臣。

还有学者指出，张仪的行为模式具有明显的“项目导向”特征——他并不执着于某一固定战略，而是根据形势变化随时调整立场。例如，当他发现单纯依靠武力难以征服赵国时，便立即转向拉拢燕国；当察觉楚国仍有反抗意志时，又迅速策划新一轮离间行动。这种灵活多变的策略固然高效，但也暴露出其缺乏根本政治信仰的问题。

更有甚者，有人怀疑张仪实际上是在执行某种“跨国代理人”角色。战国时期，已有类似今日“咨询顾问”的职业游士，他们为各国提供战略建议，收取丰厚报酬，却不承担实际责任。张仪每到一国，往往先索取高位厚禄，再施展手段达成目标，一旦局势不利便悄然离去。这种“来去自由”的姿态，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重臣相去甚远。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张仪的爱国情怀。毕竟，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士人普遍奉行“良禽择木而栖”的原则。孟子曾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个人才能的实现往往优先于对单一国家的忠诚。张仪选择秦国，或许正是因为他认定唯有强秦才能终结战乱、实现统一。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所作所为虽手段激烈，但目标却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此外，张仪在推动秦国制度建设方面也有建树。据《秦律十八种》残简记载，部分外交文书格式与程序规范可能源自张仪任内的改革。他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强调“信赏必罚”“条约具文”，试图建立一种基于契约精神的国际秩序，尽管他自己常常破坏这种秩序。

因此，张仪的动机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忠”或“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