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1章 五子良将之于禁（2 / 4）

有意借此树立权威？抑或，这是曹操默许甚至授意的行为，用以敲打那些日益跋扈的旧部？若为后者，则于禁不过是棋子；若为前者，则其性格中刚直不阿的一面可见一斑。但问题在于，一个如此恪守原则之人，为何多年后会在樊城之战中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

随着地位上升，于禁逐渐成为曹操倚重的核心将领之一。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昌豨叛乱，诸将屡攻不下。曹操命于禁征讨，于禁采取围而不攻、断其粮道之策，最终迫使昌豨投降。按理说，降者应交由主帅处置，但于禁却坚持“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军法原则，含泪斩杀旧友昌豨。曹操得知后，感叹：“豨降而禁斩之，是教人勿降也。然禁依法行事，亦不可责。”此事再次凸显于禁对法度的极端尊重，但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在战争中，法律与人情该如何权衡？于禁的选择，究竟是坚守原则，还是冷酷无情？

这个抉择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更深的心理动因。于禁出身不高，没有显赫门第作为依靠，只能依靠军功与纪律赢得地位。对他而言，制度是他唯一的护盾，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将领的根本标志。一旦动摇对法度的信仰，他的整个身份认同都将崩塌。因此，斩杀昌豨不仅是执行军令，更是对自己信念的一次确认。然而，这种近乎偏执的守法精神，是否也在潜移默化中削弱了他对复杂人性的理解？当他日后面对关羽的仁义之师时，是否因无法适应那种超越律法的情感联结而陷入心理困境？这或许是解读他晚年变节的关键线索之一。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西征张鲁，留夏侯渊镇守长安，于禁与张合等人分守要地。此时的于禁已位列“五子良将”之一，声望达到顶峰。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曾亲自为于禁增加食邑，并特许其持节，拥有专断之权。这是对外姓将领极为罕见的信任。可以说，在曹操心中，于禁不仅是得力干将，更是道德楷模与军纪象征。

然而，也正是这份高度的信任，使得后来的樊城之败显得更加讽刺与沉重。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关羽乘势北伐，发动襄樊之战。曹操命曹仁守樊城，于禁督七军前往救援。此时正值秋季，连日暴雨，汉水暴涨。关羽利用水势，掘堤放水，将于禁大军困于低洼之地。史载“平地水数丈”，七军尽没，将士溺死者无数。于禁被迫率残部登高避水，最终在孤立无援、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向关羽投降。

消息传至许都，举朝震惊。曹操闻之，久久不语，叹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也！”庞德乃此次出征副将，被俘后誓死不降，痛骂关羽而就义。两人对比，高下立判。于禁的投降，不仅使他个人名誉扫地，也让曹操多年来的栽培与信任付诸东流。

于是，第三个、也是最大的未解之谜浮现出来：于禁，这位一生以严明自律着称的将军，为何会在最后关头选择投降？是他贪生怕死？还是另有隐情？传统观点多指责于禁懦弱失节，认为他辜负了曹操的信任。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一事件，试图从军事、心理与环境等多个维度还原真相。

首先，从军事角度看，于禁并非战败被俘，而是遭遇极端自然灾害下的非典型溃败。洪水突如其来，军队建制瞬间瓦解，武器辎重尽失，通讯中断，指挥系统瘫痪。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抵抗已无实际意义，只会造成更多无谓牺牲。于禁作为统帅，或许认为保存残余兵力、避免全军覆没更为重要。他的投降，可能是一种无奈的战略止损，而非单纯的怯懦表现。

其次，从心理层面分析，于禁当时已年逾六旬，长期征战使其身心俱疲。他一生谨小慎微，极度依赖秩序与规则。而洪水带来的混乱，彻底打破了他所熟悉的战争逻辑——没有阵型可布，没有号令可发，甚至连站立之地都在不断缩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