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达尔文（3 / 5）

其次，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氛围极为保守。教会掌控着教育与舆论，公开质疑《创世记》的真实性无异于挑战国家意识形态。此前已有几位学者因提倡进化思想而遭受猛烈抨击，如罗伯特·钱伯斯的《自然创造史的遗稿》（1844）便遭到宗教界与科学界的联合围剿。达尔文深知一旦卷入此类争议，不仅个人声誉受损，整个职业生涯都可能毁于一旦。

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达尔文自身对理论局限性的清醒认知。尽管他提出了“自然选择”作为演化的主要机制，但他始终无法解释遗传是如何实现的。在他那个时代，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尚未被发现，人们对基因一无所知。达尔文曾提出“泛生论”（pangenesis）假说，认为身体各部位会产生“微芽”（geules），通过血液传递给生殖细胞，从而实现性状遗传。这一理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却是他唯一能想到的解释方式。

正因为缺乏坚实的遗传学基础，达尔文担心自己的理论会被批评为“纯粹臆测”。他曾私下承认：“每当我想起自然选择如何运作的具体细节，我就感到一阵眩晕。”这种科学上的不安全感，使他不断推迟发表日期，希望找到更多确凿证据来支撑理论。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达尔文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他常年遭受消化不良、疲劳、失眠等困扰，医生束手无策。现代研究认为他可能患有慢性恰加斯病（chagas disease），这是在南美被锥蝽叮咬后感染的一种寄生虫病。若属实，则意味着他的身体早在青年时期就被悄悄侵蚀，而这或许加剧了他的焦虑与拖延倾向。

直到185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迫使他不得不行动。另一位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寄来一篇论文，内容竟与达尔文酝酿多年的理论惊人相似。华莱士在马来群岛独立提出了基于自然选择的演化机制，并请求达尔文帮忙推荐发表。面对这一“撞车”事件，达尔文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他在给好友约瑟夫·胡克的信中写道：“我所有的原创性都被剥夺了……我宁愿烧掉自己所有的手稿。”

幸运的是，胡克与查尔斯·莱尔等人建议召开林奈学会会议，同时宣读达尔文与华莱士的论文，以确保两人共享优先权。这一安排避免了学术争端，但也彻底打破了达尔文的拖延策略。他被迫在短短一年内整理出《物种起源》的摘要版本，于1859年正式出版。

这场“被迫发表”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世界上最着名的科学革命之一，竟是在作者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才得以问世。如果不是华莱士的介入，人类或许还要再等十年才能迎来这场思想巨变。这也引出了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达尔文一直保持沉默，进化论是否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或者，它会不会被彻底埋没？

第三章：疾病的谜团——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

纵观达尔文的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病榻上度过的。自小猎犬号归来后，他的健康状况急剧下滑，症状包括剧烈头痛、反复呕吐、心悸、皮肤瘙痒、极度疲劳等。他曾尝试多种疗法，从水疗、电疗到饮食控制，但效果甚微。医生们诊断他患有“神经衰弱”、“胃神经官能症”或“忧郁症”，但始终未能找出确切病因。

现代医学回顾性研究表明，达尔文的症状符合多种疾病的特征。有人提出他可能患有乳糜泻（gten tolerance），因为他在摄入小麦制品后症状加重；也有学者认为他是慢性胰腺炎或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近年来，更有研究指向一种更为罕见的可能性：恰加斯病。这种由克氏锥虫（trypanosoa cruzi）引起的热带寄生虫病，常见于南美洲，可通过锥蝽叮咬传播。达尔文在巴西北部停留期间，很可能遭遇过这种昆虫的叮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