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 凌烟阁（3 / 5）

凌烟阁名单中位列第二十二，仅次于秦琼。这样一个结局悲惨的人物，为何还能享此殊荣？难道仅仅因为他在洛阳之战中有功？还是说，他的罪名本身存在疑点，实为政治清洗的牺牲品？

这些问题提示我们，凌烟阁的设立绝非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一次高度政治化的选择性记忆建构。它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规训。通过筛选特定人物进入这一神圣序列，李世民实际上在定义什么是“合格的臣子”——忠诚、克制、服从，即使功高盖世，也不能挑战皇权底线。

有趣的是，凌烟阁建成后仅十余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而遭贬黜，最终被迫自尽。这位凌烟阁榜首人物的命运转折，仿佛是对整个体系的一记讽刺。当初被视为忠臣典范的人，转眼就成了“逆党”。这不禁让人怀疑：凌烟阁的神圣性是否只是暂时的？它的权威能否抵御后续政治风暴的冲击？

事实上，随着唐朝中后期政局变迁，凌烟阁的象征意义逐渐弱化。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中央权威衰落，再无人提起重修凌烟阁之事。到了宋代，虽然宋太祖也曾仿效设立功臣阁，但影响力远不及唐代。可以说，凌烟阁的辉煌只属于贞观时代，它是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物，一旦土壤改变，便难以复制。

然而，正是这种短暂性，反而凸显了它的独特价值。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物，更是一种政治语言的表达方式。通过图像、文字、仪式的多重叠加，李世民成功构建了一个关于忠诚与报答的叙事框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凌烟阁”三字仍是中国文化中“功成名就”的代名词，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奋发图强。

但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任何官方主导的记忆工程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凌烟阁的选择性遗忘与刻意铭记，本身就是权力运作的结果。那些未被选中的人，或许同样功勋卓着，却因种种原因被排除在外；而某些入选者，也许更多依靠关系而非实绩。因此，当我们仰望这座历史丰碑时，既要看到它的光辉，也要洞察其阴影。

第二章：被遗忘的功臣——谁该上榜却缺席？

尽管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名单历来被视为权威定论，但细细推敲，便会发现其中遗漏了不少重要人物。这些人或因政治立场不合，或因身后遭遇不幸，终究未能跻身画像之列。他们的缺席，恰恰暴露了评选过程中的局限与偏颇。

首当其冲的是刘文静。作为李渊晋阳起兵的核心策划者之一，刘文静与裴寂并列为“首义元勋”。他在大业十三年起草檄文、联络豪杰、制定战略，堪称大唐建国的第一功臣。然而，由于与裴寂长期不和，加之个性刚烈，终被诬陷谋反而遭处决。直到贞观三年，李世民才为其平反，追复官爵。

问题在于：既然刘文静已被昭雪，为何未被列入凌烟阁？相比之下，侯君集、张亮等人虽然后来犯罪，但仍保有名额。这是否意味着刘文静的“原罪”始终未被彻底洗清？抑或是因为他在高祖时期活跃，与太宗的关系不如其他功臣密切？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是屈突通。此人原为隋朝将领，镇守河东，抵抗唐军进攻。后归降李渊，屡立战功，尤其在平定王世充战役中表现突出。他为人正直廉洁，深得太宗敬重，临终前被赐谥“忠”，可谓德才兼备。然而，他在凌烟阁名单之外，令人费解。

有人解释称，屈突通投降较晚，不属于“从龙之初”的核心团队。但这一理由并不充分。毕竟，尉迟敬德也是降将出身，且曾与唐军激烈交战，最终仍获高位。可见，归顺时间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的原因，或许在于屈突通并未深度参与玄武门之变这一关键事件。

这一点极为重要。细察凌烟阁名单，几乎所有入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或协助了李世民夺取皇位。长孙无忌、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