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周公（2 / 5）

作大诰”，随后率军东征，历时三年，最终平定叛乱，诛杀武庚与管叔，流放蔡叔，废霍叔为庶人。

然而，这场东征的真实规模、战略路线与战争性质，至今仍存诸多疑问。首先，“三年”之说是否准确？《史记》称“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又说“居东三年，罪人斯得”，前后矛盾。有学者认为，“三年”并非连续作战时间，而是包括战前准备、军事部署与战后重建的全过程。另有观点指出，“居东”可能并非指征战，而是周公因被误解而避居东方，待真相大白后才出兵平叛。

其次，东征的地理范围究竟有多广？传统说法认为，叛乱中心在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一带，周公由此向北征服奄国（今山东曲阜），南下讨伐蒲姑（今山东博兴），几乎横扫整个东方。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新的线索。在山东滕州出土的“滕侯鼎”铭文中，提到“周公伐东夷”，而在江苏连云港地区发现的西周早期遗址中，也发现了带有军事防御特征的城垣遗迹。这些证据暗示，周公的东征可能远不止平定三监，而是对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系统性征服，涉及今山东、江苏、安徽等地的多个方国。

更为关键的是，这场战争的本质究竟是“平叛”还是“扩张”？从周王室的角度看，管叔等人勾结前朝余孽，确实构成叛乱；但从东方诸国的立场而言，他们可能视周公为外来压迫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奄国曾是商朝的重要盟邦，文化高度发达，其反抗未必全出于私利，也可能包含对周人统治合法性的质疑。周公以“天命”为旗号进行征伐，实则是将政治斗争神圣化，赋予军事行动以宗教正当性。

此外，东征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大规模屠杀或文化清洗？《孟子·滕文公下》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其中“灭国者五十”一语，虽可能夸张，但也反映出东征的残酷性。飞廉为商纣重臣，传说其死后化为风神，周公将其“驱于海隅而戮之”，显然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不仅是肉体消灭，更是对旧神权体系的彻底否定。

东征的胜利，使周王朝的疆域大幅扩展，也为后续的分封制奠定了基础。但这场战争的阴影，也长久地笼罩在周公的形象之上：他是和平的缔造者，还是铁血的征服者？他是仁政的推行者，还是暴力的执行者？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历史的回音壁上激荡。

第三大谜：制礼作乐，是创造还是整理？

周公最广为人知的功绩，莫过于“制礼作乐”。《尚书大传》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短短数语，勾勒出周公治国的宏伟蓝图。然而，“制礼作乐”四字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学术难题：周公究竟是礼乐制度的原创者，还是古代文化的整理者与系统化者？

传统儒家观点无疑倾向于前者。孔子曾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将周公视为礼乐文明的集大成者。荀子更明确指出：“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文王、武王、周公，循之以至治。”在儒家叙事中，周公不仅是政治家，更是文化工程师，他亲手设计了一整套涵盖宗法、祭祀、婚姻、丧葬、朝聘、宴饮等方方面面的礼仪体系，并配以相应的音乐规范，从而实现了“以礼治国”的理想。

然而，现代史学与考古学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大量甲骨文与金文资料显示，商代已有相当成熟的礼制与乐制。例如，商王频繁举行祭祀活动，使用复杂的祭品等级与仪式程序；青铜乐器如铙、磬、鼓等已在贵族墓葬中广泛出土。这说明“礼乐”并非周人首创，而是继承并发展了前代传统。

更有学者指出，“制礼作乐”更可能是对既有制度的系统整合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