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1章 鹿特丹研发中心（1 / 2）



深圳总部的电话会议。

晚上八点，鹿特丹临时办公室，视频会议系统接通深圳。

屏幕上出现了五个人：任正非、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财务总裁孟晚舟、战略部部长，还有欧洲总裁李杰（他专程飞回深圳参加这个会议）。阵容豪华，但也意味着：这个决定很重要，争议也很大。

“何总，开始吧。”徐直军说。

何庭波深吸一口气，打开演示文件。她讲了整整四十分钟：鹿特丹的成功案例、KPN的后续订单、市政府的支持、研发中心的规划、与鹿特丹大学的合作、甚至包括码头工人的反应……

讲完后，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孟晚舟第一个开口：“何总，五百万欧元初期投资，三年内扩大到一百人，每年运营成本至少两百万欧元。而我们在欧洲的芯片销售额，今年预计只有五百万欧元。这个投入产出比，不太好看。”

这是财务人的本能思维。何庭波早有准备：“孟总，我们不是在为今年的销售额投资，是在为五年后的市场布局。欧洲有上百万个恶劣环境基站需要升级，如果拿下10%的市场份额，就是每年上亿欧元的收入。”

“但前提是能拿下，”战略部部长说，“TI、NXP、英飞凌……欧洲本土的竞争对手很强。而且建立研发中心意味着长期投入，如果市场进展不如预期，这些投入都会打水漂。”

李杰插话：“我补充一点。在欧洲做研发，成本比中国高很多。工程师的工资是深圳的三倍，实验室设备要符合欧盟标准，更贵。而且欧洲的研发效率……说好听点是严谨，说难听点是慢。”

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何庭波感觉手心在出汗，但她保持镇定：“各位领导，我理解所有的顾虑。但我想分享一个细节：鹿特丹那个带头闹事的码头工人威廉，今天下午答应做我们的顾问了。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多先进，是因为我们愿意听他说话，愿意让工人参与研发。”

她调出下午拍的照片：威廉站在塔台下，指着锈蚀的地方讲解，何庭波和几个工程师认真记录。

“在欧洲，尤其是鹿特丹这样的工人城市，技术如果不能被普通人理解，就不能真正落地。建立研发中心，不只是为了技术研发，是为了建立信任，建立连接，建立我们在这个市场的根。”

任正非一直没说话，这时突然问：“何总，如果总部不批准这个投资，你们在鹿特丹的业务能维持多久？”

问题很尖锐。何庭波想了想：“依靠现有的团队和KPN的订单，可以维持一两年。但很难扩大，很难应对TI的反扑，也很难真正扎根。”

“那如果批准了，你有多大把握成功？”

“七成，”何庭波实话实说，“三成风险来自市场变化，两成来自内部管理挑战，还有一成……来自我们自己的决心能坚持多久。”

这话说得很实在。屏幕上，几位高管交换了眼神。

任正非站起来——在深圳那边应该是站起来了，因为摄像头角度变了。“我讲个故事，”他说，声音通过音响传过来，有些电流声，但每个字都很清晰，“1994年，华为第一次想做国际业务。当时有人反对，说国内市场都没做好，做什么国际？我说：如果我们只在国内做，永远只能是中国的华为。我们要走出去，哪怕交学费，也要走出去。”

他顿了顿：“1998年，我们决定在印度建研发中心。也有人反对，说印度那么落后，有什么好研发的？我说：印度的软件人才是世界级的，我们要用世界级的人才。现在，印度研发中心是我们全球研发网络的重要一环。”

“今天，何总说要在鹿特丹建研发中心，专注于恶劣环境芯片。我看到了同样的逻辑：哪里有最极端的问题，哪里就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