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失控的方向盘与重生的权衡（3 / 3）

逃逸”的法律条文上轻轻敲击，脑海里反复权衡：吴磊醉驾、超速、逃逸，造成一人死亡，负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张桂兰系当场死亡，确实不符合“逃逸致人死亡”的构成要件，公诉人的指控存在不当；且其醉酒有急于赶回医院的诱因，事后积极赔偿，主观悔罪明显，无再犯危险。

“上一世”的经验告诉他，对于此类案件，准确界定犯罪情节是前提，机械套用“从重”思维很容易导致量刑失衡。法律的目的不仅是惩罚，更是教育和挽救，对于初犯、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的被告人，在法定刑内适当从轻，既能抚慰受害者家属，也能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一个家庭的彻底破碎。

“被告人吴磊，”赵桐权的声音沉稳下来，“你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造成一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负事故全部责任，且在肇事后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害人的死亡系因逃逸未得到救助所致，不应认定为‘逃逸致人死亡’，公诉机关的该部分指控不当，予以纠正。”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考虑到你系初犯，无犯罪前科；案发后能如实供述罪行，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有明显悔罪表现；且犯罪系因特殊情况引发，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可酌情从轻处罚。”

最终，赵桐权拿起法槌：“被告人吴磊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法槌落下的声响在庭内回荡，吴磊愣了愣，突然朝着旁听席上张桂兰家属的方向深深鞠躬，额头抵在栏杆上，哽咽着说：“对不起……我出狱后，会像照顾亲奶奶一样照顾你们……”张桂兰的儿子别过头，肩膀微微颤抖，没有说话，但也没有再斥责。

赵桐权合上卷宗，窗外的阳光恰好移到“交通肇事罪”的法条上，照亮了“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字样。他知道，这个判决既没有纵容醉驾逃逸的恶行，也准确界定了犯罪情节，更给了两个破碎的家庭一丝继续前行的可能——这或许就是重生的意义，在法律的框架内，让每一次裁量都能精准把握情节与后果的关联，让正义的天平上，既有对生命的敬畏，也有对人性的体谅，哪怕失控的方向盘已无法挽回，至少法律会给出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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